起风了，天气骤寒。傍晚，我和巴桑在小餐馆里，还有骆伟。三个人。
餐馆是巴桑就近挑的。只是我以为餐馆小了些，也偏僻了些。
这是我和巴桑第一次见面。而骆伟来京，是为了脊椎矫正，在解放军306医院等待手术，此前我们并不认识。巴桑照顾他，从甘孜到北京，一路推着轮椅，上天入地的。
因为轮椅的缘故，从机场到医院的一段路，他们雇了面包车，司机师傅收取了二百六十元。对此，巴桑有点耿耿于怀。对于他们而言，钱就该掰成两半花。
我和巴桑叫了啤酒，一人两瓶。这是我来北京第一次喝燕京啤酒，此前多是牛栏山二锅头。因为骆伟，我们怕误事，不敢多喝。两三个菜，荤素搭配，看起来有些敷衍。菜是巴桑点的。巴桑说：“我们吃的不多，这样就好。”骆伟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示意我确实如此。
骆伟的手臂似乎伸不远，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要吃什么，他会告诉我们。巴桑时不时替他夹菜，我应要求给他的米饭里舀汤。泡了汤的米饭似乎更好下咽。
他们都吃很少，于是我也吃不多。骆伟的身体陷在轮椅里面，整个人都矮下一截。
巴桑还时不时给骆伟点烟。手机和烟，总是轮换着不离手。骆伟的那双手掌，似乎是他仅存的依托。他的手离眼睛很近，就像害怕手掌会丢掉一样。
喝点小酒，再好不过。巴桑说，在他家乡，用玻璃杯喝酒，叫做“小扎西”，直接对瓶口吹，叫做“大扎西”。喝酒是痛快的事儿，图的也是个吉祥如意。
巴桑对我说：“你看起来不像北方人，更像是南方人。”他还指着自己黝黑的皮肤，说道：“我黑，看起来就像小混混。其实我们那里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想说，这曾是我梦寐以求的肤色，阳光健康。只是被母亲调侃，晒黑的人，如果还好看，那是因为生来好看。在我眼里，巴桑就很好看。这是民族、土地和太阳赋予他本性的美好。当然除了皮肤，唱歌和舞蹈的天赋也是融合在血脉里的。
巴桑说：“喝了酒，我就控制不住想唱歌。”我看得出他身体的愉悦。
他环顾四周，说：“要不然，我小声唱一段。”
我想听藏语歌，巴桑害怕我听不懂。我却以为，听不懂才最好听的，这是第一次有人唱藏语歌给我听，没有伴奏，没有修饰。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听得很着迷。
巴桑总是赞叹：“北京真好，似乎到处都是商机。”我却以为，北京哪里都不好，哪有山里面的自由自在和新鲜空气。我们相互羡慕着。
酒不能多喝，饭菜也渐凉。巴桑说，骆伟的亲人就快到了。村子里要修路，作为村长，他必须赶回去签字。但是，巴桑和北京已经有了缘分，不只是因为我。他说他还会来，在不久的将来。我说，我也要到甘孜去，去到他们的村庄。当然，我是真的想去。
回到医院门口，我和巴桑一路小跑找洗手间，把骆伟和轮椅撂在了医院的大厅里。回来时，我看到他孤单的身影，心里有些愧疚。但是骆伟看到我们的时候总是在微笑。把骆伟送回病房，那时候住院部已然门禁。
巴桑又送我到楼下，分别的时候我和他拥抱，久别重逢一样。
那天我在兜里揣了五百块钱，一直不知道该如何拿出来。
只是希望手术顺利。脱口而出的竟是那句：“扎西德勒！”
一个月以后，骆伟突然问我是否有空。他想买机票回家，归心似箭。
我感受到他的疑虑，毕竟只是一面之缘。可我觉得义不容辞。下午，我上网翻看包车信息，联系司机，师傅姓何。我把具体情况说明，他要价二百四十元。还价未果，我表示顺从，实在不想浪费过多口舌。机票订好了，是第二日晚上八点二十五的航班，四川航空，首都机场T3航站楼。我叮嘱司机师傅六点前一定要到。他说没有问题。
第二日，我请假半天。从东四环到北四环，公交，地铁，公交，一个半小时，还在旅店周围逡巡了半刻钟。杂志铺老板娘对我说，她从没听说过这家旅店的名字。
路上，何师傅告诉我，他临时有事，找了他人接替，让我放心，都是同样的车型。司机要从大兴赶到海淀来，路程稍远。我隐隐有些不安，生怕误了事，与他又是一番碎念。
骆伟住在一家主题宾馆里，藏在巷子深处，我找寻的时候颇费了些周折。走进旅店，里面的墙壁都被漆成了彩色，大红或者大绿，大概是为了吸引情侣们光顾，只是看起来有些年久斑驳。房间坐落于走廊尽头，屋门虚掩，或许是为我而留。
进门，屋里三个人，两张床。骆伟正躺在床上，盖着白棉被，手里握着手机，手机的一端连着充电器插头。另一张床上坐着的，是一个短发黝黑的小伙儿，和一个长发婀娜的姑娘，身份未知。屋子里拥挤而凌乱——轮椅，行李箱，床上的衣服，堆在墙角的北京特产（烤鸭）。还有些零碎的杂物，一眼看不分明。
我们相互嘘寒问暖，骆伟和我表达歉意。我说都是应该的。有那么一刻，我不知道把身体安放在哪里，小伙儿起身，把他的位置让给我。我坐下来，他就必须站着。
骆伟和我说起身体的疼，手术以后，是彻夜不停回转的疼，掩盖所有喧嚣的疼，模糊了时间的疼，时而酸、时而麻、时而痒的疼，千万般无法形容的疼，一阵一阵反复地折磨。可即便是如此的疼，他也心甘情愿。感谢菩萨，手术成功，大难不死。
骆伟说：“我现在就像个无法自理的孩子，一切都要重新来过。”
小伙儿给骆伟点烟，骆伟一吸，火光就骤然亮起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骆伟说：“疼的时候，我就想吸烟。吸烟的时候，就没那么疼了。”我从他吸烟的动作里看到隐藏在深处的疼痛，香烟一样，缓慢燃烧，沁入肺腑，意味深长。他很安静，没有呻吟，也不抱怨。我也开始沉默。时间似乎突然拉得很长，就像一条贯穿脊背的刀疤。
骆伟让小伙儿去饭店买饭菜回来吃，四个人，三个菜。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骆伟说，小伙儿是他亲弟弟。问起来，和我竟然是同年。骆伟觉得我看起来成熟些，我觉得他弟看起来成熟些。那个姑娘是他弟弟的女朋友。
小伙儿回来，已经五点三十分。我心里觉得时间有些紧迫。我们三人先吃，骆伟只能静静地躺在一侧。其间，我帮他翻过一次身，在我看来，依旧不是舒适的姿态。一顿饭，我们都只吃了三两口。小伙子扶起大哥，姑娘负责喂饭。多么贤惠的女子，却还没有出嫁。
骆伟软塌塌的，忍着撕裂般的疼痛，让弟弟改变他身体的角度。向前倾一点，再往左靠一点。
骆伟很努力地吃饭，我看出来一种使命感。
六点钟，电话来了。我要接引司机把车拐到巷子里。
我给骆伟穿上棉鞋，系好鞋带。出门时，姑娘在给骆伟套衣裳，她简直像是在搏斗。骆伟看起来过于瘦小和孱弱，而衣服却过于复杂和沉重。无骨般的身子，似乎难以和衣物和平相处，就像要把不相干的事物硬生生搁在一起，于是相互之间闹了别扭。
北风呼啸，十二月的北京愈发干冷。夜幕降临，街上的车辆愈发密集起来。
我对司机师傅说：“我们时间有些紧，朋友刚做完手术，要早一点赶到机场。”
一定是这句话说错了。司机愣了一下，车子瞬间熄了火，在离巷子还有两百米的距离。
他说：“我只知道有个轮椅，什么时候多出个病人？早知如此，我就不来了。”
我马上牢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看到车窗外，时间尾随车流慢慢走远。
我打电话给何师傅。何师傅与男人沟通十分钟，未果。我只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有个病人怎么了？”后来，何师傅对我说：“要不然，你给他多加点钱。”
男人听到电话里的声音，说道：“多少钱我都不愿意拉，我这就回去。”
我说：“又不是大病将死的人，只是一个做过脊椎手术的藏族小伙子，已经治愈了。”
男人问我：“他能行走吗？”这似乎是他最后的底线。
我说：“他只是行动不方便而已。请帮帮我们。”
车子驶入巷口。男人坚持要亲自看过才可以。我说行，但是请你进了屋子，什么都不要说。我怕他丢了——我挽住男人的'手臂，异常用力地箍紧，看起来就像两个相熟的朋友。
我说了太多央求的话语，喋喋不休，甚至开始没有条理。在走廊里，我终于，第一次说出了“求你”两个字。
六点半了。屋子里，骆伟的眼睛很圆很亮，他在弟弟的搀扶下硬挺挺地坐在床前，就像一株冬日里的野草。他们整装待发了，甚至连屋子都变得规整了。
男人窥看一眼，立即转身离开。我急忙对屋里说：“我们这就把车开到旅店门口。”
男人跳上车子，似乎就要扬长而去。我从车窗的缝隙，硬生生塞进三百块钱。
男人说：“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我说：“我们必须得走。已经没有时间了。”
以上的对话，我们又重复过一次，男人似乎妥协了，他说：“我去倒车。”路很窄，车要在巷子更深处的路口倒转，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忐忑，害怕他转瞬离开。
还好，他并没有。我长叹一口气。在这种时候，我只能选择相信。
骆伟终于上车了，他坚持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司机有些惊慌，就像身边坐了一尊神佛。
车好多，路好长。骆伟让姑娘把他的手，挪到车窗上方把手的位置，然后用尽力气握紧。
在车上，为了缓解气氛，我和司机随意攀谈着：“师傅，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河南人。”自始至终，我都没有问过他的姓氏，这已经无足轻重了。
车子渐渐陷入泥沼般的沉默，沉默是小伙子的一支烟，在封闭的车子里弥散着，找不到出口。姑娘躺在男友的肩膀上，稳稳地，像是睡着了。他们似乎没有丝毫急迫感，车子就这样掠过朦胧的夜色，越过城市的山丘。我相信，每一场别离都是生命交错的花火。
骆伟问我车费的事，我摇头不语。我兜里还预备着一千块钱，攥着，不知如何给他。
换登机牌的时间，是夜晚八点整。我知道，无论如何，飞机都会等他们一起离开偌大的京城。机场突然间变得空旷了，我感到异常满足和心安。
告别时，我又看到骆伟的笑，浅浅的，像一弯小河，连到眼睛。那是一双多么明亮的眼睛，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纯净安和。
离开草原，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见过星星。
我只有在心里默念一句：“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