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偏向古人的人，会按照古代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处理问题；当然，这种思想观念、道德标准是经过时代的追求与选择，大浪淘沙式的甄别，使它既会适合现代的新要求，又保留了古人重义轻利、以天下为己任等等的优秀品格。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精通诗词格律，也不会琴棋书画，但是他们懂得如何做人，明白何时应当忍辱负重，明白如何保持本真，明白必要时需要独善其身来保护自己的清白。
后者，热衷诗词的人，不仅仅是诗词，也包括其他古风元素，他们基本是出口成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四书五经六艺信手拈来。但是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甚至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远远不如前者成熟。对他们而言，诗词可能只是一个爱好，他们写的诗词作品确实符合格律，也很有感情，但是总是感觉缺少些什么，而他们骨子里，可能还是浮躁逐利的。
对古风而言，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思想。有的人被诗词的魅力所折服，进而喜欢古风，慢慢的整个人的气质就会发生变化，进而这个人的思想也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递进式的、由外向内的过程。而有的人被古人的淳朴、智慧、重义等等所折服，进而就会树立重义轻利、以天下为己任、两袖清风等等的思想，进而他的行为和气质也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这两种变化看似结果相同，但是由思想开始的变化更为彻底一些，前一种变化会产生诗人，后一种变化会产生古人。做诗人容易，做古人难。
诗人强调的是内涵，古人强调的是品德，说白了就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并且一直饱受争议的问题：德才之争。德与才同时具备，那是上品，是理想状况，而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名垂青史的人。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生逢乱世，奉行“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不刻意专注品德操守，只要没有叛乱、不孝这样的大错，曹操都会予以任用。而和平年代，巩固政权、收拢民心，这时的用人政策就偏向于德行，维护社会和政权的稳定。现代社会，单就保持本真来说，抵挡物欲横流、压制自己的欲望需要强大的操守，这个需要强大的思想力量才能做到，因此是德重于才的。
然而现实是，强调诗词的人比强调古人的人多得多，这也使很多的古风群陷入了“人少冷群、人多八卦”的尴尬局面。现在喜欢古风的人越来越少，强调思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古体诗 [1] 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各种汉族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
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
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来避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