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女作家说，小说是水做的，散文是血做的，诗歌是骨髓做的。不言而喻，艺术的凝聚度是依次成正比的。可是在“人人都喊忙的今天”、“人人都可提笔，写散文成为最通俗文学样式之一，也因此更难引进使人关注的当下”、“人人都喊浮躁的今天”（张光芒语），三种文体在读者中的阅读指数则成反比例，只有小说才是消费社会的宠儿，散文则和诗歌一样沦落到不尴不尬的境地。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不可否认，我的阅读是有偏见的，我喜欢读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的诗歌，喜欢鲁迅、王小波的杂文，喜欢梭罗、傅国涌的随笔，喜欢梁启超、殷海光的评论，喜欢茨威格、毕飞宇的小说，而散文却是独喜欢梁衡写的。
梁衡散文前期主要以山水为对象，从1995年之后，“转入人物题材，而且基本上都是名人或历史人物。” 历来评论多将梁衡笔下人物分为英雄人物、革命人物、领袖人物等，但这种分类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细节：梁氏所描述的“基本是悲剧人物，都是处在逆境中而又奋起，而且我的切入点也是选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包括领袖人物。” 梁衡于2002年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中也曾强调此点。 对此点，笔者归纳为，梁衡散文的“悲剧情结”。并且，这种“悲剧情结”不仅表现在人物题材上，还表现在山水题材上。
先看梁氏人物题材散文中的“悲剧情结”。梁衡以独特的视角选择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书写对象，如诸葛亮、韩愈、范仲淹、辛弃疾、柳永、李清照、林则徐、瞿秋白等，无不带有浓郁悲剧色彩，这就构成了他散文世界中独有的悲剧人物“长廊”。而且，梁衡善于用如刀之笔，剖析了这一个个孤独英雄的灵魂，指出了他（她）们在历史坐标系中应有的位置。梁氏认为，“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一个人的人格。” 梁衡常常指明困厄之于英雄的转折性意义，以此来凸现英雄、伟人人格中的悲壮之美。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
复杂的背景 如梁衡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借助周恩来“因反冒进而被迫写检查，生命垂危在病床还在和‘四人帮’做斗争”这一细节，写他“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是负起那些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的艰难抉择，非常人所能想象、所能体会、所能理解。
跌宕的生活 写邓小平“只能在烟熏火燎的煤炉旁劈柴，只能弯下腰去，到鸡窝里去收那颗还微微发热的鸡蛋，到菜地里去泼一瓢大粪，好收获几亩青菜，聊补菜金的不足，”写“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写有“有三年的时间，小平每天要在这条小路上走两趟。他前后跟着两个负监视之责的士兵，他不能随便和士兵说话，而且也无法诉说自己的心曲。” ——一贯叱咤风云、驰骋沙场的人物，竟在这样一个个镜头中出现，不仅让人扼腕叹息。
严酷的环境 写林则徐，写他“频搔白发渐衰病，犹剩丹心耐折磨”的困顿与无奈，写他“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的焦灼不安与痛心疾首，写他“羁臣奉使原非分”，“头衔笑被旁人问”的难堪与心灵折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悲剧式的结局 写瞿秋白，写他“怀才不遇”，写他“壮志难酬”，写他的“三个如果”：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似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么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条分缕析了秋白所以被人民，被历史长久怀念、研究的理由。
这一个个历史人物的细节，被梁衡匠心独运地演绎成情节，而这情节就是历史人物的故事本身。同时，以山水散文为例。名山大川、自然景观常为历代文人所吟咏，但在梁衡笔下却别有一番天地。如“草原上最好的季节是七八月，一望无际的碧草如毡如毯，上面盛开着数不清的五彩缤纷的花朵，如繁星在天，如落英在水，风过时草浪轻翻，花光闪烁，那景色是何等地迷人。但是不巧，我总是赶不上这个季节，今年上草原时，又是八月之末了。”（《草原八月末》）如香山之美在红叶，红叶之美在金秋，而梁衡写的却是《冬日香山》：“春天来时我看她的妩媚，夏天来时我看她的丰腴，秋天来时我看她的绰约，冬天来时却有幸窥见她的骨气。她在回顾与思考之后，毅然收起了那些过眼繁花，只留下这铮铮铁骨与浩浩正气。靠着这骨这气，她会争得来年更好的花，更好的叶，和更好的香气。”（《冬日香山》）如他写“田家少闲日，五月人倍忙”的夏季。“遗憾的是，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少有夏的影子。大概，春日融融，秋波澹澹，而夏呢，总是浸在苦涩的汗水里。有闲情逸致的人，自然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旋律。我却想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黄金的夏季。” {《夏感》} 如“我们仿佛不是来游山，不是来欣赏山水的美，而是被人招来送钱的，宛如河面上随波逐流的一片落叶。” （《九华山悟佛》）这“悲剧情结”是梁衡散文的光彩之处，笔者愿以此为契机，浅析梁衡散文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梁衡 “之所以选这些悲剧人物，并且选他们在逆境中最困难的那一节”，是要“展示他们的人格力量”。 他曾以瞿秋白为例，说“瞿秋白是一出悲剧。一个有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却过早夭折的大悲；一片诚心，未能见察，被抛弃，甚至死后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在这样一个悲剧过程和悲剧气氛中揭示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内涵。同是***产党人的领袖，他对民族的贡献，不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有大功大业，而是昭示了一种精神，一种道德。”
其次，与梁衡坎坷的经历有关。梁衡有三次常被提起的人生经历中的“不顺”：“考大学时的理想是文学，没想到天不遂意，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到了档案系，专业和兴趣风马牛不相及，对他来说这算是人生第一次不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底大学毕业，梁衡随即和别的‘臭知识分子’一起被分配到内蒙古西部的一个县里，被安排在那个风沙蔽日的地方，‘自食其力，好好改造’，知识就是力量。他本是有‘力’的，却苦于没有用武之地，空有抱负无处施展，这算是人生的第二次不顺。”“真正的不顺还是第三次，成名之后。……1984年梁衡本已被列入后备干部名单，但由于有人做祟，他在仕途上经历了一次节外生枝，这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梁衡名列其中的省、部级干部三梯队名单被上面批示撤消。” 求学、工作、发展机遇，人生最关键时期的三次“不顺”足以影响梁衡一生的命运，也足以使他铭记在心。而“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 这就使历史与现实之间，英雄与梁衡之间，悲剧与厄运之间产生了一种遥远的心有灵犀般的对话与感应。
再次，悲剧本身的震撼，自身经历的默契，都需要把这历史之美表现的思想之美，正如梁衡在《我写〈觅渡〉》中所说：“在《觅渡》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想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人的精神世界其广阔、博大、复杂，绝不亚于自然世界。人是另外一个宇宙。” 诚如此言，梁衡以悲剧情结去审视那历史长河中的人物画像时，自然而然地便将笔触引向人物之美，人格之美，人性之美，从而让苦难散发着郁郁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