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的书找来看一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然后吓一跳：确实很像的。由景入情，情景交融，卒章显制，一篇文章炮制成功。所谓模式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跟流水线生产一样。水准呢，客观来说，称得上不得不失，但是总缺点儿什么，就像是没加辣汤的牛肉面。
缺少的那一点到底是什么呢？是性情，外加才情。我以为，没有这两样东西，就不能称之为好文章，写作者也不能算是好作家。这么说或许失之偏颇，或许是一种投射性的心理暗示，把对自己的嫌弃给投射到另一人身上去了，但绝不是恶意攻击与诽谤。
几乎每篇，写景写得差不多了，杨朔就要开始抒情了，于是“我的心头不禁一颤”、“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荔枝蜜》），或者“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赋》）……林林总总不外如此。这么写的好处就在于，能够顺顺利利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为什么呢？因为把后面那一段抒情概括一下，中心思想就出来了呀，这一课的教学人物就圆满完成了呀！接下来，老师会要求学生按照这种思路写作文，于是无论大蜀山的树环城公园的花统统成为写作素材，最后也会牵强附会地发表一点感叹，得到一个及格以上的分数。难怪大家都那么讨厌写作文，难怪大家动不动就说到人生意义上面去，没话找话呗！那些文字不是自己的心声写照，那些感想也不是自己的想说的话，全都走了样掺了假，所以喜欢语文课的人越来越少。
余杰称杨朔的散文为“单调散文”，单调的另一表现在于：大约是为了让人信服，杨朔的散文里总会出现一个类似于采访对象的人物，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地根正苗红并且说得出长篇大论的道理。而杨朔先生的作用就相当于鲁豫姐姐，只要循循善诱承上启下就可以了，真是天衣无缝。看得多了又觉得非常可疑：劳动人民好像不是这么说话的。
《荔枝蜜》作于1960年，饥荒的年代里，作者居然写得出生活甜蜜。《海市》里的青年农妇鬓角上插着枝野花，立在槐树凉影里，倚着锄， 原来是在听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麦收的消息。 这些画面就像是摄影的“摆拍”一样，违背了基本的真实性原则，这就更让人泄气了。但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没有个性的老实人最擅长这种工作，杨朔的文风是老实的，毫无花俏的，于是他写出这样的文字来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若我真的写过类似风格的文章，则今后一定要改正了。
又，看过书中的一些照片，杨朔先生的着装倒是非常周正，拿现在的眼光看仍不失为品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