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访散文作家初国卿
文/邢德铭
采访初国卿先生是在沈阳日报社的一个办公室里。这一天，沈阳下起了第一场春雨，街道两旁的树枝在雨中泛着青碧，柳丝摇曳，远远看去已泛出绿意。室内，我们喝着刚刚收到的峨眉山竹叶青茶。茶烟袅袅，氲氤着我们的谈话。
邢：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散文创作的？还记得处女作是哪一篇吗？
初：说起我的散文创作，最早可能是初中生时代，但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应当是涂鸦。大学时也写过，但也属于幼稚之作。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创作是工作以后，当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说来有趣，真正激发我创作热情的还是一位散文作者的出招。有一次在老龙口酒厂参加一位作者的散文作品讨论会，那个时候，出版一本散文集不像现在这般轻巧，是很隆重的一件事。会议休息时，这位讨论会上的主角很关心地对我说：老弟，你文笔很好，但你不会写散文，我想你若搞散文评论还是有前途的。可以评评我的作品，将来你肯定能成为评论家。
但是到今天我也没成为评论家，他的一番话倒是激发了我，我为什么不会写散文？所以今天我能写散文，还算文通字顺的话，真得感谢这位老兄当年的一席话呢。
说到我的散文处女作，应当是最早发在《鸭绿江》上的《雪里桃花·读山》，这是两篇散文，一篇写沈阳五月雪覆桃花的景色，一篇写老家的四围山色。责任编辑是宁珍志，他是我的师兄，也是一位文坛才子。他给予我很大的鼓励，至今难忘。
邢：据我所知，您办过杂志，现在又编报纸，您的经历和您办报刊的过程对散文创作有哪些影响？
初：我出生在辽西山村，老家是努鲁尔虎山东侧的一个小山村，四围群山，不进村里见不到人家。村中有两株八百多年的古枫，是经日伪时期掠夺性砍伐后而遗存下来的。我出生的村子名叫“朱石皋”，意为有红色石头的水滨，一村人都是初氏家族，很少有外姓人出入。封闭，但民风古朴。以至于现行的辽宁省地图竟将我家这个山村名字错印为“朱碑”，将“石”和“皋”两个字合并成“碑”了。出生在这样一个山村，养成了我古朴的性格，后来上学、留校，办杂志，性格和习惯改变了许多，惟没有改变的是遗存的古朴和乡音。这可能是我直到现在写散文都不会“现代”或是时髦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曾经办了20年杂志，为五个杂志写过创刊词，也为两个杂志写过终刊词。现在又办报纸，编报纸的专副刊。如同人的经历一样，办报刊对散文创作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每天看得多，改的也多，别人的拿过来就删就改，也有的不用删不用改，只欣赏就够了。但轮到自己时，反倒出不了手了，一个是觉得自己写不出高水平的，另一个是想法很好，但就是写不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眼高手低”吧。媒体人的通病。
邢：曾见到北京大学国学网站上在“唐研究专家”一栏中也有您的名字，您是个做学问的人，或说是位学者型散文家。那么，您对学问在散文创作中的作用是如何看的？
初：是有这么一回事，那主要是因为我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唐诗赏论》那本书，这本书在唐研究领域还算有点影响，阴差阳错，给我冠上了专家的名字。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专家，充其量是一个唐诗爱好者。我上大学时即喜欢唐诗，最多时能背诵四五百首诗作，如《春江花月夜》、《秋兴八首》等长诗都能从后边往前背。我最喜欢晚唐诗，尤其是李商隐和杜牧。研究李商隐最权威的集子清人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和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我曾读过两遍，做过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我曾为我的书房撰过一副对联：“食色读码南朝画；纸醉瓷迷晚唐诗。”说的是我的爱好与喜欢，其中的“晚唐诗”就是重要一项。
说我是学者型作家我倒不敢当，但我深知学问对于散文创作的重要。古人说过“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话，没有学问或是学问不厚，很难做到“气自华”。散文也讲究“气”，一个散文作家，如果在学问上薄弱，自然很难养得一缕散文作品之中的清气，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干巴或是苍白的。但学问又不等同于散文，许多学者未必能写出好的散文，恰于今天有人感叹：“满街的博士，文章上乘者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归根到底，散文是学问、生活、睿智、灵性的结合体，四者缺一不可。
邢：您的散文，我最喜欢《北镇不再》《不该忘记沈兼士》等，而对书中有关《茶烟一榻拥书眠》之类的篇章，则很难触摸到作者有关“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的真性情。您对这一点做如何解释？做为学者型作家的您，到底追求怎样的一种散文风格呢？
初：您说得很对，我的散文确实存在如你所说的问题，我也正在这方面尝试改进。记得古人说过这样的话：“与山水近，与市朝远；与异石古木哀吟清唳近，与尘埃远；与钟鼎彝器法书名画近，与世俗玩好远。故风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于世，其结习使然也。”这话很有道理，如我这种喜欢坐书房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躲避现实的深层心理。这大概就是您看出来问题的症结。
说到我追求的散文风格，我认为散文创作离不开“情致”二字。什么叫“情致”？现当代的许多散文大家在创作经验一类中都谈到过这一说。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朱自清》中就曾要人们“注意朱自清前期散文的情致”，香港的董桥也特别地强调这一点。什么叫情致呢？北师大的朱金顺先生在《朱自清散文琐谈》引叶圣陶谈朱自清的一段话，比较准确地诠释了“情致”二字，说“恰如其分，情趣盎然”即“所谓 ‘情致'”，“也有人称为情趣”。而朱自清自己也说，“致”字有“自然流露”之意，并进一步解释说，我把“情致”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地流露，或显现出来的趣味和情味。由此我认为：散文创作最是一个人情致、性灵、品位和才识的自然流露与追求，因此，散文创作的题材抉取和形式选择都应是个性化的。内容上可以莳草品茶，也可以谈史论政；形式上可以艳若天人，也可以淡妆素服，但万万不可流于敷泛、平庸，毫无情致，毫不婉绝。
一般来说，散文创作达到婉绝很难，朱自清、余光中、董桥、余秋雨，他们可能达到婉绝了，我辈达此境地很难，但我们应当达到情致。如果写出的文章没有情致，最好不写。
邢：我还读过您的一些诸如《旷世风华文溯阁》《鸿胪梦忆》《老铁山角》这样的大文化散文，您在这方面的创作是如何考虑的？
初：这一类的散文我写了一些，最近还发表了《古藤书屋》《寂寞灞桥》等，还有一些题目，正在着手写。但我不同意将这一类散文称为“大文化散文”，如果是这样，那相对的散文就是“小文化散文”了吗？文化不应有大小之分，更何况散文了。称这一类散文为“大文化散文”，是说它题材大呢，还是篇幅大呢？好像都说不过去。题材大的散文很多，也没见称它们是“大文化散文”；如果说篇幅大就是“大文化散文”，那这称呼更为荒谬。
我想这一类散文最好称其为“遗产散文”比较合适，因为它们的题材都是属于文化遗产范畴，都与历史、地理有关。散文激活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类散文还是很有价值的。
邢：见过您写的“文玩散文系列”，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您现在正着手创作的散文题材是什么？
一般说，大众阅读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必读性的内容，涉及安全与生存的需要；二是可读性的内容，包含交流、尊重与承认的需要；三是选读性的内容，关乎个性化，独特生活价值方式追求的需要。散文作品很大程度是属于阅读的第三个层面的内容。过去，人们处于“资讯贫乏”时代，阅读不分大众小众，因此，作家写作的内容也可以更为宽泛。如今，人们已处于“资讯烦恼”时代，阅读已成小众化趋势，散文创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细分，为了赢得读者，散文作品更应当具有个性化和独特生活价值，可以从为分众读者服务这个角度进行创作构思。
我的“文玩散文系列”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创作的。
什么是“文玩散文”？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旧时明月下苔痕又绿，时尚红尘里书香犹在。重帘不卷，古砚微凹，最难舍弃的是青花古瓷上或是竹刻臂搁边的梦笔生涯。于这里写品茗之趣，说读书之乐；绘友人端士之貌，叙悠闲恬适之情；或忆旧事，或发独白，流露的是耐于寂寞的书房文化与浅绛瓷画般的雅舍情怀。”这里说出了我的业余爱好，就如同前面那副对联中说的那样，陶瓷书画，古书典籍是我的迷恋。因此我创作了一些文玩散文，曾在杂志上开过专栏，受到这方面读者的喜欢。这一群读者虽然是小众，但在全国小众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散文主要应杂志和报纸之约，在写“淘书偶记”这个书话系列散文，它也属“文玩散文”一类的。书话不仅谈书的内容，而且还记琐事，谈买书的经过、书店、书商、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随手记下，颇有情味。这一类书话文字应是宋人开创的，苏轼、黄庭坚、欧阳修、陆放翁，都写过不少漂亮的书话式的跋文，尤其是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那简直是书话这一文学形式的开山之作。新文学中开创书话文体的周作人，他用散文的形式谈老书，常能谈得十分精辟而又举重若轻。后来的黄裳、姜德明、施康强等先生都写出许多书话体散文。其作品也是一版再版。
我向来认为，散文创作应当是题材广泛的，同时也应当是富含书卷气的。多年来，人们常有一种担心，怕“五四”以来形成的那种雅淡的，蕴含书卷气与人生情趣，亲切随和的“谈话风”散文会渐趋湮灭。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有一段时间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只剩下了那种做作气很重的“抒情散文”。记得汪曾祺老说过，这二三十年来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于重视抒情，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因此，真切地表达个性，表达独特的人生感受，那种冲淡、朴素的散文风格，就显得可贵。当年周作人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作序跋时，曾说新散文除了抒情的成分外，还须有“涩味与简单味”的杂糅调和，“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这是中国文人的雅致情怀的体现。我的“淘书偶记”种种正是在这方面想做些探索。
邢：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初：也谢谢您对我的采访和启发。谢谢！
（原载《辽宁作家》2006秋之卷[总第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