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轼的“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2、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辛弃疾以文为词,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