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母校
全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昨天刚刚开过。今天，我就应邀来到母校参加师范教育系举办的学生技能大赛颁奖晚会。会上，竟然与母校的副书记副校长一起上台为获一等奖的同学颁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回到母校，真有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真有回到家的感觉——尽管这“家”已经历过多次的变迁。
我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考入这所学校的。当年，前郭县达里巴中学三个毕业班120多人有3人进入录取线。其实，我是1978年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过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的高考。遗憾的是达里巴中学没有人进入本科录取线。这一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人民走出了“两个凡是”的阴影，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这一年的年底，父亲要从达里巴卫生院退休，我是长子，家里家外都要我来接班。对很多人来说，能“接班”就是改变了命运。可我“不识时务”“不自量力”地顶着压力没接，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要考大学。可最终因没有实力，怕考不上又没去接班弄个两空，于是，1979年报考了中专。于是，就考上了这所学校。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不然我只能让人在一旁讥笑了。
我从小就是个有点不太安分的人，心有点“野”，不让大人省心。学龄前就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孩子去过达里巴西面15里远的西小山。达里巴西部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草原深处有一片几十平方公里的苇塘。我与伙伴沿着放牛走过的小道来到了一片新的天地：草原一望无际，辽阔得你就想唱歌。我俩一路走一路玩也一路担惊受怕，接近中午时到了西小山。草原深处的西小山有一处“孙四鸟”窝棚，过去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我们来到“孙四鸟”窝棚时，见到了达里巴屯的很多牛倌，其中一位是我小伙伴的爷爷。大家看两个孩子大老远跑来，把他们的苞米面“大饼子”分给了我俩一份。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独闯”草原，这年我七岁。
我读小学时正是“教育也要学大寨”的年代，能干活就是好学生。为此我与我们班四名男生在小学四年级做了个大胆举动：要求住在学校帮学校的郭大爷喂猪。学校当然同意我们这几个“志愿者”的举动，这样学校也会少些开支。我们在学校后园子掰甜菜英子，烀猪菜，乐得郭大爷整天合不拢嘴。遗憾我们喂的一口500多斤的肥猪年底丢了，发动全校学生找了十几天都没找到。后来破了案，猪肉被小偷藏在柴草垛里。
上初中后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小靳庄。我也不甘落后地写“诗”，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记得在初中二年级时，学校领导提出宣传队要有自编的节目，我竟不知深浅地写过剧本。当然学校不会排练我的“大作”。
上高一后，达里巴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两名高二的同学去了重新乡集体户，不久一个分到了长山化肥厂，一个分到前郭县评剧团。他们通过“文艺”跳了“龙门”让我十分羡慕。可是我上高二时学校分了专业班，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解散了。这期间，有一次我去县城的一个亲属家问过剧团能否招我这样的人，亲属说上那地方干啥，当“戏子”有啥意思。
就这样，在恢复高考的前一年，我在中学的木工组学起了木工。当时，别人都是整天跟着师傅学做木匠活，只有我还坚持上午上课，下午学木工。在学木工时我常曲不离口，是唱歌让我忘掉了劳累。为此，师傅说我不务“正业”，家人也说过我要是能“出息”，龙都能叫三声。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眼里不“守铺”的人，非要“心比天高”地和命运掰一下手腕。正在别人看我笑话看到一半也刚笑出一半的时候，憋回去了——我考出去了。
没想到在母校100名录取的新生中我分数最高,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学校团委的宣传委员。没想到我当年学习小靳庄时爱好诗歌的兴趣和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爱好唱歌的兴趣又拣起来了。这些兴趣有时能与团的工作合拍，有时又与学校的要求不尽一致。当时学校领导说我们学校就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不是培养别的人材的。以至有的老师让课时说有几个学生想当作家，成天写什么“诗”呀干呀的，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我知道我就是这“几个”中的一个。按说考上学分配工作就揣上铁饭碗了，可我不“守铺’的老毛病又犯了。
参加工作后，有的学校领导说我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也有的领导说好好当老师得了呗，写哪门子诗，太不务实了。父母对我痴谜于文学艺术也不理解，晚上我看书写作，母亲心疼几个电字钱，总催我闭灯，说总看你写写，挣的稿费还没有电字钱多呢。父亲不说但做，有一次姐姐给我的刀切纸我写诗时咋也找不到，后来才知道是父亲藏起来，锁在小柜里了。
我的不“守铺”、不知天高地厚，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也给我带来了“甜头”。1989年我加入省作家协会时是唯一的一个农村教师会员。后来我调到县里当了几年新闻记者，又调到市里在文艺部门工作。
也许我算不上是一个好的人民教师，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敢回到母校的原因。没想到母校今天能把我请回去，还让我上台给获奖的学生颁奖。这些年我的母校也一变再变。成立时叫白城地区前郭师范学校，接着改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后来与安广师范合并叫松原师范学校，再后来叫松原职业技术学院，现在又叫松原大学。真是变化太大了。三十年前，我们读书时在校学生是两个班100人，现在有8个系6500人。学校由我们读书时的两栋瓦房，发展成现在的有十八栋大楼的占地四十公顷的校园。
感谢母校接纳了我这个当年不“守铺”的学生，让我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校的变化，也让我像回到母亲身边那样做一次深情的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