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前145一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
司马迁10岁开始诵读“古文”典籍，20岁那年开始漫游生活，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归来后，初任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此外，还多次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 110年），司马谈生命垂危，临终前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留给司马迁。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42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李广利。司马迁被下狱，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宫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写完，于是本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信念，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那里受到启发，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大约经过十年的辛勤写作，他终于在忍辱发愤的境遇中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宏著。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著有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情感的杰出散文。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130篇，526500字。“本纪”叙述帝王的政迹；“表”是各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世家”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
《史记》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有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于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如“肯定陈胜、吴广反秦起义的正义性；对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国家的伟大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无赖品质的揭露；在《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史记》对爱国英雄的描写则是极尽赞颂的口吻，如蔺相如、魏公子无忌（信陵君）、李广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人物形象丰富饱满，生动鲜明，运用了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抓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重点写了完壁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三件事，突出了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先，机智勇敢的英雄性格。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表现人物性格。如《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在紧张的场面中刻画了刘邦的怯懦和机智，项羽的坦率少智谋等。故事化的写法使《史记》中的人物各具特征，呼之欲出，成为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著作。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后世作家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典型小说的传统风格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许多戏剧也取材于《史记》。鲁迅先生曾高度赞扬《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