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穿越可以选择，我也推荐你穿越到清朝去，安心做个争风吃醋的格格就行。若你贪图大唐的富贵，心血来潮的穿越到大唐想体验一把《太平公主秘史》现实版，估计你一张口就会被来俊臣扔到大牢里去----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假若此时的你会说闽南语，也曾熟读唐代变文小说，倒也能磕磕绊绊的与唐人交流几句。要不然，来俊臣请你入瓮的时候你还以为他要给你烤红薯呢。如果你野心更大，受到《寻秦记》、《神话》的鼓动而信心爆棚，想穿越到先秦时期去一统中原，除非你把诸子百家的古文背个滚瓜烂熟兼在上古音韵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否则你没救了。想抢到吕不韦前头去搞定嬴异人？先解决语言问题吧。 不解决语言问题，项少龙是没有机会耀武扬威的 通过以上几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就是想告诉大家，古人在日常交流时所用的汉语并非今日之汉语，去今愈远则差距愈大，下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古人的口语----古汉语。 (一) 我们是否经历过一个以“文言”为口语的时代？ 是的，虽然这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总感觉拿这种文绉绉的语言进行交流很别扭，明明一句“吃了吗”却要换成不伦不类的“饭否”？但这是事实。或许在我们的印象里，文言只是作为古人的书面用语而存在的。但任何书面语都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言并不是古人为了写文章而凭空创造出的一种语言，文言文是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一般认为上古的时候，口语与书面语十分接近。《诗》、《论语》等与上古的口语较为接近。秦汉以后，书面语与口语逐渐脱离。上古书面语定型以后，各代一直使用这种语言书写，严格来说，用于书面语的文言文可分三种，一种是模仿上古汉语书面文献的书面语(主要以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为主)，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即古文运动的作品；另一种是基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口语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如《史记》、《世说新语》等等。第三种则是现代白话的源头，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等。从上面可以看出，第一种文言文对我们来说是最难懂的，第二种相比第一种要易于理解一些，比如《世说新语》，有点古文底子的基本就可以看懂，至于第三种的变文和话本就更通俗易懂了。而前两种文言文最终演化成了我国古代书面用语的主要组成部分，逐渐与日常口语脱离。在这一点上，在西方也曾有一种类似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境遇与我们的文言文几乎如出一辙，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地方的方言口语，后来成为了近乎整个欧洲的书面用语，没错，她就是拉丁语，她在早期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日常交流用口语，也是书面用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欧洲各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口语，但拉丁语依然作为欧洲的书面用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今仍是梵蒂冈的官方语言。她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与研究我国历史文献必须掌握文言文一样，若想研读古代欧洲尤其是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文史作品，不掌握拉丁语是不行的。 因此，结合古今中外的例子，可以推断出，在上古的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们所用的口语与现在的文言相差不大（当然发音上差距很大，这个后面再讲）。自秦汉以后，由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迁徙等原因，书面语与口语逐渐脱离。 （二）古代有类似今天”普通话”性质的通用语吗？ 有，而且是必须有，不然不利于统治。 古代的“普通话”，早期称雅言、雅音、通语、正音，明清时期称为官话，清末时期又称国语。 古时交通不便，不同的地域之间极易形成相对独立的方言，而地区间的交流远没有现今这么频繁，这样就给交流造成了困难，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和楚国人若是各说方言的话几乎无法进行交流。所以我国古人非常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就出现了“雅言”。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据史书记载，周灭商后，定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就地采用国都地区的方言作为当时的全国雅言（这也是后来大多数王朝的通用做法）。《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而至于我在文首谈到的孔子，他在鲁国讲学，其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他所用的也正是雅言，《论语述而》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所以，在这我要向那位为河南方言鸣不平的同学说明这一点，其勇虽可贾，但孔子他老人家绝不是用河南方言进行讲学的（你能想象孔子用河南话讲授《论语》时的样子吗？），老子过函谷关向关尹喜传授《道德经》的时候用的也是雅言而不是河南话。当然，陕西的同学也不用沾沾自喜，丰镐故址虽然离西安不远，但现在的陕西方言和雅言是两个概念，原因前文已经说过，先秦时期的口语和文言并无二致，而且发音也与现代汉语不同。况且其后东周移都洛邑，雅言标准音亦变为洛邑音。 从未说过河南话的孔先生表示很无辜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余力的推广雅言。自唐开始，国都开始移向河洛一代，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以河洛地区方言为标准的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汉人的语言变成汉蒙混合语。称为“汉儿语音”。由于蒙古人对汉族文化不感兴趣，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使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方面，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么？”。 明朝灭元定都南京，鉴于唐宋音韵在长江以北多失正，遂以由六朝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参考中原雅音，确立标准国语。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南京移民之北京四十万人超过了北京人口，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北京官话也逐渐产生，作为国语正音的官话又再次分为南北两支，北方官话的通行范围较小，地位低，仍以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 满清入主中原初期，由于满人占绝对少数，非常担心满人被汉化，一度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设立学校推广满语。但满语有其局限性，她是种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汇量更是少。在北京城内许多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都无法准确表达。因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的唯一选择，要我是为了统治中国的需要，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官话开始形成。 （三）古汉语的发音与现代汉语的异同 按时间进行划分，可将古汉语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 上古汉语语指的是商朝至汉朝时期的汉语。因为汉语并非拼音文字，无法像其他语言一样从拼写方法上来推断古音，在古代，除了少数语言学者之外，普通人往往不知道一个语言的语言会发生变化，在阅读先秦古籍时（如《诗经》、《离骚》），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音韵，为求和谐而将这些不谐音的字临时改念，这种做法称作叶音（xie yin）。 学者顾炎武研究认为《诗经》中的每个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因先秦时期汉语字音是有着不同于现时发音的语音系统，导致用今音念《诗》会出现韵脚不谐音的情况，但若用先秦的语音系统来读则韵脚自然谐和，就没有“叶音”的必要了。清代学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时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谐音字的偏旁与《诗》中的韵脚相吻。他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上古音韵学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段“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凡《诗》中用作谐音字的偏旁相同，则必定在先秦音系中属同一韵部，例如“瓜”字在《诗》中与“壶”、“苴”、“樗”、“夫”四字押韵，今音 guā 显然不与 hú、jū、chū、fū四音押韵，但在先秦音系中则和谐。且《诗》中偏旁为“瓜”字的“孤”、“弧”、“狐”等字也同时与“瓜”、“壶”、“苴”、“樗”、“夫”拥有相同的韵部。 补充一下我国古代的汉字注音方法，汉子虽然不是拼音文字，但在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例如：空，克宫切。意思是用“克”字的声母K去切“宫”的韵母ong，拼出来就是kong。（不得不说古人还是蛮聪明的） 一般认为，上古没有唇齿音，即上古没有“非敷奉微”这组四个轻唇声母。也没有卷舌音，即“知澈澄娘”这组四个卷舌声母。 中古汉语：一般将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 中古汉语的研究材料较为丰富，有隋唐的韵书（《切韵》、《广韵》）等，更有大量的诗人用韵情况，比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由此诗句即可推知“斜”字在唐时发音为xia。 目前南方方言与中古汉语的关系：由于我国北方战乱较多，尤其中原地区，极易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这种现象在“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更是长期受异族统治，唐末的战乱也是民众苦不堪言，因此，古中原人开始大规模南迁，中原雅音系统逐步南移至江西、湖南。随后迁移到韶关、珠江流域，南宋末年迁移到两广地区。 目前，在普通话和北方各大方言中、长江流域以北地区，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雅言的音韵特征，而南方方言中的粤语、闽南语、客家话则较多的承载了唐宋雅言的音韵特征。而粤语更是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称。许多唐诗宋词用粤语来读要更有韵味。所以说，文首谈到的那位为河南话鸣不平的同学，其关于李白、杜甫等人使用河南话交流的观点也是不对的，至少他们那时的河南话和现在的河南话不是一个概念，那时的河南话更接近现在的粤语。而历史久远的吴语也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古汉语的音韵特征，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那个例子，用苏州话读就不存在谐音问题。吴语保留了古汉语全浊声母，而这些音在大多数中国方言已经不存在。而且吴语也对日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你通晓吴语或闽语，那在学日语的时候可以省不少事。 李白和近期很忙的杜甫也表示，他们俩之间从来没用河南话交流过。 我们同样也可以利用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来反推古音，这些语言从汉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读音。《广韵》里记载的“于”和“余”，“英”和“应”，“益”和“亿”，都有着不同的发音。今天，这些差别在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中都已消失，却依然保留在越南语中。通过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法，可以了解到古时汉语的读音。 古汉语同样受到了外来语“借词”的影响，唐代之前译“印度”作“身毒”或“天竺”，我们就可以据此了解到当时竺、毒二字读音接近。同样，“佛”（buddha）最初译为“浮屠”和“浮图”，稍后译为“佛图”和“佛陀”，可知汉时的“屠”和“图”念da，入唐后不再念da，而改用另一个当时念da的“陀”字。 近古汉语：一般指元明清时期的汉语，此时汉语的语音相比中古汉语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语音系统的格局，重要的音变有全浊音和入声的消失。在近古汉语所处的历史时期，很多方言已经和通用语平行发展，已有了现代方言的雏形。 （文章内容来自：优米网）相关问题:古人是怎么交流的?与人交流怎样能找到话说呢？古人说的话是不是一定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