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5月24日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他若健在，在这些天里就该度过他的75岁生日了。在这个普遍长寿的时代，75岁甚至算不上长寿，这更让我们痛切地感觉到布罗茨基的“英年早逝”;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去世。掐指一算，布罗茨基去世也才不到20年，可我们觉得他似乎老早就已经成了“文学史人物”，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作家”。布罗茨基如果能多活20年，他将会给我们多留下多少诗文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布罗茨基是“寿终正寝”的，因为他在离去的时候已圆满地完成了他的文学使命。我们之所以在他去世近20年之后还记着他的生日，自然就是因为他留给我们的文字。于是，对他的阅读也就成了我们追念他的最好方式。这其中，就包括对他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的阅读。
《悲伤与理智》成“天鹅之歌”
布罗茨基是以美国公民身份获取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但他在大多数场合却一直被冠以“俄语诗人”之称谓。他在1972年自苏联到西方后始终坚持用俄语写诗，并被视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甚至是“第一俄语诗人”。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他甚至被称作“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见企鹅社英文版《悲伤与理智》封底)。作为高傲的“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布罗茨基向来有些瞧不起散文，似乎是一位诗歌至上主义者，可散文却显然给他带来了更大声誉，至少是在西方世界。作为“英文范文”的布罗茨基散文如今已获得广泛的阅读，而作为其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更是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
《悲伤与理智》***收散文21篇，它们大致有这么几种类型，即回忆录和旅行记，演说和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具体说来，其中的《战利品》和《一件收藏》是具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和《向马可·奥勒留致敬》近乎旅行随笔;《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表情独特的脸庞》《受奖演说》《第二自我》《怎样阅读一本书》《颂扬苦闷》《克利俄剪影》《体育场演讲》《一个不温和的建议》和《猫的“喵呜”》均为布罗茨基在研讨会、受奖仪式、书展、毕业典礼等场合发表的演讲;《致总统书》《致贺拉斯书》为书信体散文;《悲伤与理智》《关爱无生命者》是在大学课堂上关于弗罗斯特和哈代诗歌的详细解读;《九十年之后》则是对里尔克《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一诗的深度分析;最后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是为诗友所做的悼文。文集中的文章大致以发表时间为序排列，此书最后一页上标明了《悼斯蒂芬·斯彭德》一文的完稿时间，即“1995年8月10日”，而在这个日期之后不到半年，布罗茨基离开了人世，《悲伤与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是布罗茨基散文写作、乃至其整个创作的“天鹅之歌”。
“诗和诗人”是《悲伤与理智》的主题
在英文版《悲伤与理智》出版20年后再来读此书的汉译，我们发现其内容和形式对我们而言依然具有浓郁的魅力。
就内容而言，《悲伤与理智》是布罗茨基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集中体现。书中的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一个***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通读《悲伤与理智》并略加归纳，我们不难获得一个关于布罗茨基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整体印象。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布罗茨基断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战利品》)。他认为，不是艺术在模仿现实，而是现实在模仿艺术。因为艺术自身便构成一种更真实、更理想、更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悲伤与理智》)“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他在作为美国桂冠诗人而作的一次演讲中声称：“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学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的语言学和进化论灯塔。”(《一个不温和的建议》)阅读诗歌，也就是接受文学的熏陶和感化作用，这能使人远离俗套走向创造，远离同一走向个性，远离恶走向善。因此，诗就是人类保存个性的最佳手段，“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狗咬狗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词，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表情独特的脸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命题，即“美将拯救世界”，也不止一次地重申了他自己的一个著名命题，即“美学为伦理学之母”。被收入此书的布罗茨基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表情独特的脸庞》更是其美学立场的集中表述。演说中的这段话又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关于艺术及其实质和功能的看法：“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目标。”
《悲伤与理智》追求诗的散文性和散文的诗性
就形式而言，我们也可以把《悲伤与理智》当成一个具有独特体裁意义的文学文本来阅读。《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不仅是关于诗的散文，它们也是用诗的方式写成的散文。《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都具有显见的情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将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散文作比，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布罗茨基在散文中似乎比在诗歌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和抒情。在他冷静、矜持的散文叙述中，常常会突然出现感伤的插笔。布罗茨基以《悲伤与理智》为题分析弗罗斯特的诗，又将这个题目用作此书的书名。他在说明“悲伤与理智”就是弗罗斯特诗歌、乃至一切诗歌的永恒主题的同时，似乎也在暗示我们，“悲伤”和“理智”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情感元素，无论在诗歌还是散文中都有可能相互***存。他的散文写法甚至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一般说来，诗是“悲伤的”，而散文则是“理智的”。可布罗茨基又似乎在将两者的位置进行互换，在刻意地写作“理智的”诗和“悲伤的”散文。换句话说，他有意无意之间似乎在追求诗的散文性和散文的诗性。这种独特的叙述性使得他的散文别具一格，它们与其说是客观的叙述，不如说是主观的感受;与其说是具体的描写，不如说是抒情的独白。《悲伤与理智》一书以及书中每篇散文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节奏都是典型的诗歌手法，有研究者称其为“镜子原则”、“地毯原则”或“音乐原则”。与这一结构原则相呼应的，是布罗茨基散文独特的章法、句法乃至词法，再加上贯穿全书的“蒙太奇”场景和“组合隐喻”，更使得人们很难将《悲伤与理智》中的文字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散文。其实，各种文学体裁之间原本就无太多严格清晰的界线，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过渡体裁被人们称为“散文诗”(prose poem)。我们或许可以将《悲伤与理智》一书的文体定义为“诗散文”(poem prose)。布罗茨基在评说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指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就是“她的诗歌之继续”。同样，布罗茨基自己的散文也是他的诗歌之继续，甚至是他的诗歌之发展，发展到了具有独立体裁意义的地步。
《悲伤与理智》中的智性文字是耐读的，其中的诗性也是能给人以愉悦的。更何况，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中直面的、或提出的诸多问题，如帝国与文化的关系、同一和个性的关系、自由和权力的关系等等，对于我们而言无疑还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