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1056～1121）
中国北宋词人。字美成，晚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国子主簿，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管理音乐的机构）。生平于《宋史》、《东都事略》和《咸淳临安志》等中有简略记载，近代王国维作《清真先生遗事》对其一生事迹作了梳理。
周邦彦少时"疏隽少俭，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宋史》本传），"性落魄不羁，涉猎书史"（《东都事略·文艺传》）。神宗元丰二年（1079），"布衣西上"京师（《西平乐》词序），入太学读书。七年（1084），因献《汴都赋》而"声名一日震耀海内"（《清真先生文集序》），擢太学正，从此，周邦彦的一生因此赋而浮浮沉沉。八年（1085），新法废除。周邦彦于哲宗元佑二年（1087）出庐州教授（今安徽合肥），次年徙荆州，元佑八年（1093）知溧水县，绍圣四年（1097）还朝，任国子监住簿，经历了整整十年"浮沉州县"（《挥尘余录》），"飘零不偶"（《重进汴都赋表》）的外放生活。次年，哲宗召见崇政殿，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徽宗朝，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政和六年（1116），入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可谓"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清真先生文集序》）。后受刘昺事牵连复放外任，辗转顺昌、处州、南京等地。宣和三年于南京病故。
周邦彦"博文多能"（《直斋书录解题》），"诗文之外，兼善书法"（《清真先生遗事》），"笺奏杂著，皆是杰作"（《贵耳集》下），但终以词掩其他文。其中《汴都赋》为成名之作，长7000字，流传至今。古体诗《天赐白》、《过羊角哀左伯桃墓》，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著有词集《清真集》。其词在宋代就被公认为"负一代词名"，在宋代影响甚大，陈郁《藏一话腴外编》云："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可爱。"周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宋史》本传），因"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而被任命为提举大晟府（《直斋书录解题》），对当时的乐曲、词调进行了一番系统的审定、制作、定型、推广的工作，"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词源》）。其词融化古诗，浑然天成，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善于铺叙，长于勾勒，审音协律，格调精严，"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清真先生遗事》）邦彦词多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较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在寥寥51字中，不但写故事，重现当时的境界，而且写对话，如见词中之人，且闻其语，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态，在词中实为独创。另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了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联起来，将上阕的追忆恋爱与下阕的***同生活、金屋藏娇两种境界进行了比较，感受追忆两个故事中的同一种情调：相聚不如相思，意味深长。另如长调〔花犯〕“粉墙低”，跳跃曲折，照应、收放、开合，十分讲究；〔过秦楼〕“水浴清蟾”，将时间、地点、人物、感情变换数次，构成全部事件、人物感情发展的脉络；〔兰陵王〕《柳》，把将离之情，既去之思，居者与行者，旧恨与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气。邦彦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多创新调。因此他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其高度格律化的词风对南宋的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白雨斋词话》），开启了南宋之后的格律词派，乃宋词发展史上结北开南的人物。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妓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妓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苏轼
（1036～1101）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
东坡家世奉佛。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佛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佛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说：「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传二十六）
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游，从其参禅学佛。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佛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苏轼学佛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承皓见问：「尊官高姓？」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佛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佛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参见赖永海《佛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
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佛不断。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佛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传二十六）。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
东坡是宋代诗词大家，他那乐观豪迈、飒然超离的诗词与他的透彻的禅学修养是紧密联系的。他把学诗比作学禅，诗境等同禅境，「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的很多诗词也都深入禅髓，如前面提到的「溪声尽是长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诗句，引佛语入诗，把佛理禅意与「山色」、「溪水」融为一体，读来别具韵味。清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钟书《谈艺录》「六十九」也引沉归愚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孰如苏子瞻」。东坡的禅学对后世文人有较大影响，「苏门四学士」皆游学于禅门。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生于北宋灭亡十三年之后的金人统治地区。他从小就受到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的教育，立志恢复失地，报效祖国。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北方暴发了以耿京为首的农民起义。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组织了两千余人的抗金队伍，在济南南部山区起义，不久投归耿京领导的义军，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叛徒张安国杀死耿京投降金营。当时辛弃疾奉命渡江与南来接洽联合抗金事宜，归来途中闻此消息，他 即率身边仅有的五十余人，飞骑闯入金营，活捉张安国，并收拢义军残部万余人投归南宋。
辛弃疾南来后，正值南宋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势力嚣张得势之时，他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他写了《美芹十论》六、七年之后，再写《九议》他反复上书，议论恢复大计，批驳悲观论点，但均未被采纳。相反，他却被朝廷派去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辛弃疾南来后，先后任建康、滁州、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地方官吏。在任职期间，他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好事；同时，还尽可能地为北伐做些军事上的准备工作。从四十二岁起，他先后被削职闲居达二十年之久。晚年一度起用，出任镇江，复被削职，终于未能实现其恢复中原的宏愿而病死于铅山。终年六十八岁。 辛弃疾是南宋最负盛名的伟大词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由于恢复失地、抗金救国的伟大理想不能实现，他就用词这一文学武器来进行斗争，来抒写他积郁于心的复杂情感。 他的重要词篇，表现了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坚强决心，批判了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抒发了自己虚度岁月、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他还写下一些歌咏祖国壮丽河山与描绘农村风土人情的作品。当然，有的作品也反映了作者持酒狂放、寄情山水与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俗思想和消极情绪。
辛弃疾继承和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突破了诗、词、文的界限。他善于以诗、以文为词，常用暗喻和比兴手法，使词旨委婉含蓄并具有沉郁顿挫的韵致。他的词，虽然以雄浑豪放为主，但并不缺乏清丽婉约之作。辛词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有时用典过多，致使词意隐晦，词语艰涩；另外一些词则过于散文化，缺少真情实感，失去了词的韵味。
辛弃疾是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词人。当时，以辛弃疾为核心曾经出现一大批以抒写爱国思想为主的豪放词人。辛弃疾在扩大词的内容和发展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但是，在扩展豪放词风的同时，在词坛上又产生过以叫噪怒张代替形象思维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