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还记得，在农村的夜晚，一盏昏暗的煤油马灯下，台鼓咚咚，二胡悠扬，听众散散落落，听串街艺人说唱评书。
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电，黄昏后，街头巷尾就成了人们聚集的场所。扯东道西，来打发睡眠前的这段时光，小孩们则相邀成群，玩点小游戏，或者捉迷藏，喊喊杀杀大半夜，家长们从不出门来找。每家每户都是那个穷样子，破旧的土屋，低矮的土墙，用木棍绑成的篱笆大门，关不关一样，没啥可偷。猪啊羊啊的晚上也在满街跑，从来没有丢过。农村人识字不多，不知道贼字怎么写。
那时的月亮，要比现在显得明亮多了。
盼乡里进村放电影，是大人和孩子们最大的心事。一部片子追上十几个村庄跟着看，是件很平常的事，并且全靠步撵。
搭戏台子的大戏是不经常唱的，请不起啊。
相比之下，走街串巷说书的就特别受人欢迎。开不了飞机，玩玩鹰也不错的，毕竟寂寞的时光太漫长。
一般说唱评书的都是两个人，主唱以盲人居多，在我们这里称之谓“瞎子说书”。应该是坠子书吧。他们目不识丁，能把整部书说唱下来，自幼就跟着师父走街串巷，风餐露宿，死记硬背，自己再慢慢领悟拓展，实在也不容易。
他们卖艺不要钱，在那个穷困的年代，要钱也没有。也不要粮食，温饱问题都才刚刚解决，谁也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他们主要靠傍晚开场前，你一点我一点的，送点馍汤。吃不了的作为第二天早餐和午饭的口粮。遇到阴天下雨，还能坚持几顿。他们不是乞丐，出门卖艺仅仅是为了糊口。
到了傍晚，早有热心人在大街上摆好桌子，两条凳子，把从生产队牛棚里拿来的马灯点亮。说书人往桌后一坐，拿出全部的道具：二胡、台鼓、竹板、歼板、镇木。打一阵竹板，敲一阵鼓来招引听众，看到人越聚越多，主唱就拿起二胡拉奏几下，吆喝一声：“瞎子开腔，拿馍端汤。”围观的大人孩子们，都慌忙往家跑。不一会，你拿一个馍（那时候还吃不上馍，是地瓜面的窝窝头），他送一碗汤，馍在桌子上堆得像座小山，汤装得盆满钵满。说书人吃完饭的时候，大家也都在家收拾完了，慢慢地人就围了黑呀呀一片。小孩们挤在桌前，老太太拿个蒲团坐在地上，男人们则三五成群的散坐在周围。
说书人在开书前，会先讲段笑话，来活跃一下场面的气氛，也像电影先放映一段加演片，目的是等一下迟到的人。
看着听众来得差不多了，主唱左手掂鼓锤，右手拿歼板，搭档主要是负责拉二胡。“咚咚”几声鼓后，说书开始。
先来个书帽。道白：“说书不说书，上前先作四句为诗，八句为纲，十二句为西天霸王。说的'是：万岁偷牛，文武百官跟着爬墙头。他爹摸他儿媳的脚，他儿打他爹的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我心里纳闷了三十多年，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纲，什么是西天霸王。当然，说书唱戏，就是把深刻的道理，融化在浅显的语言中，用乡间俚语的方式，让众多没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这比之乎者也要管用得多，所以，就没办法用正规的诗词标准，文字格式来规范它。
说书人，用镇木“叭”地往桌子一拍，二胡拉奏声响起，开唱了。
唱：“弦子一拉，咱就开正风，上场来我叫声各位群众，您爱听文来还是爱听武，爱听奸来还是爱听忠。我一人难趁百人意，一面墙档不住八面风……”。
此处大约省略了一万字，离正文还有很远。他们卖艺的目的就是糊口，会对每句台词添枝加叶，延伸拉长，吊住听众的胃口，
争取还不唱翻箱。当时有个说书盲人在我们村唱了三个月，也没有换剧本，就本《大红袍》，到他离村“严海斗”还没有结束。
说书人很会煽情，精彩处，会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悲情处，老太太们都掏出粗布手巾抹眼睛。紧急处，他来句：“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裤裆烂半截，我的七辈的舅老爷啊！不得了了！”
把大老爷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他们很会卖关子，关健时刻就来句:歇歇喘喘您再听。再关健时，只有且听下回分解了。
社会的发展，已经淘汰了太多古老的沿袭，没了市场，也就没了传承。现在，除了一些特定的场所，很少听到坠子书了。但说书人那嘶哑的声音，穿过时空的雾霭，久久在我耳边回荡，仿佛昨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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