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必然遵守商业原则，这直接导致了文化创作者的物化。强势的大众传媒主动与文化艺术创作者合谋，甚至是大众传媒引导或左右文化艺术的创作及流向，危及了文化艺术内在的价值规律。文艺创作者在进行文化的生产时，不得不将文化当作普通的商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创作。于是，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与复制代替了想象与灵感。艺术不再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渴望与困惑，宣泄审美的情趣与冲动，展现自身的生命与活力，而是出于赚钱的需要。文化界的“策划”一词，正是艺术家被异化的表现。策划就是摸清市场需要、消费者心理以及其它市场因素，然后进行文化生产。文化的创作不再考虑创作者的内心渴望和灵感闪现，创作者失去了自由。而且大众文化也很少是个人原创性的东西，往往是集体根据营利的目的摹仿或复制的结果。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在大众文化中被彻底否定和摒弃。
对艺术的异化：
大众文化依托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导致文化艺术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本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众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于是文化艺术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张扬个性、呼唤自由、批判现实和理想导向转向了千篇一律、呼唤利益和消遣娱乐，从而导致了文化和艺术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艺术受制于他者，不再是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的时候，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
由于现代生产技术特别是大众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和规模复制不仅具有了必要性，还具有了可能性。而标准化生产则带来了艺术本质的丧失。“像工业产品的零件一样，大众文化的‘原材料’走向文化生产流水线，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生产线先设计出许多固定的标准情节、人物和结构，就像安装机器首先准备一定的标准零件一样，然后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批量生产了。”标准化生产阻断了个体的表现力和想象力，扼杀了创作的自由，艺术丧失个性，将艺术创作堕落为产品制作。法兰克福学派激烈地批判大众文化，认为它是对艺术本质的违逆。艺术是表征主体性的领域，它的本质在于异在性，真正的艺术对现实应具有颠覆的能力。而大众文化则完全消解了艺术的本质，使其由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而转为导致人类异化的反动力量。
还有，大众文化的娱乐文化身份，在推动文化艺术深入大众生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文化艺术引向歧途。真正的艺术应该具有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韵味，追求自由、永恒和意义。然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质，使大众文化本身充满了刺激、粗糙、感性的因素，丧失了崇高的追求；到处是宣泄个人情绪、沉醉感性生活、放纵阴暗心理，消解了深层次的思考与判断，瞬间取代了永恒，庸俗取代崇高，刺激取代韵味。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放纵，是人类思维能力的退化和反抗意识的消解，大众文化无法承担起救赎的使命，它除了制造大量可望不可及的虚幻外，并不给民众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所以说，大众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引导人类向上的使命，而转变成异化人性的力量。
三、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异化
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文学生产的明星化、类型化、符号化和时尚化成为当下文学的基本特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它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改变的当代文学的格局，导致其异化。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异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的明星化，造星运动蓬勃发展。大众文化的兴盛依托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则是建立在明星机制的基础之上，它通过大众文化的平台，为我们源源不断地制造明星。最近出现的“书商”就是主要通过塑造明星的方式来“包装”、发行，从而赚取利润。余秋雨就是一例。他自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一路高歌猛进，98年出版《山居笔记》，99年出版《霜冷长河》，余秋雨在五光十色的媒体中频频亮相，虽然因为作品的粗制滥造而招来很多嘘声（评论界普遍认为：余秋雨的散文集一集不如一集，整体水平呈极为明显的滑跌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他名声和作品销量的一路攀升。继余秋雨之后，贾平凹、、池莉、虹影陆续成为书商包装的对象。90年代后期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完备和它对文学日益深入的渗透，文学生产的明星化也更加成体系：书商选定有潜力的目标，从培育到包装一直到推向市场，形成完备的市场运作模式。韩寒、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就是这种造星模式的结果。大众文化的明星化，在迅速给书商带来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反映出文学精神的日渐稀薄，从而导致人们对作家形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意义的关注。人们纠缠着郭敬明眼睛的颜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断炒作余秋雨的版权官司和暧昧情史。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合谋打造文化明星的过程，实际上是抽空文学本质和内涵，将文学异化的过程；文学貌似在享受着高度的礼遇，实则被游戏地对待，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其次，创作的类型化，消弭了文学的个性。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类型化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创作当中。文学创作集中在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等体裁，这些小说类型在结构模式上高度类型化，只要把现成的材料填充在相应的位置就可造出一篇作品。文学创作的各个要素，包括人物、情节、语言以及构思等，各方面都出现了类型化的现象。“小资写作”总是围绕成功人士、优雅别墅、酒吧、咖啡馆、做爱等等。曾经风靡一时的王朔，就认为写作不需要想象力，而要靠套路推动故事的发展，“套路有多少呢？没多少，顶多200个，估计观众忘了，就从头重复。”当前的现实问题小说也有固定的写作模式，主要集中在改革与保守、腐败与反腐、政治与情感的矛盾。张平的《十面埋伏》明显符合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国家干部》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故事主题等方面，也未能摆脱类型化的弊病。海岩也是如此，他笔下的故事总是充斥以下元素：富有魅力的警官，柔情似水的女性，斗智斗勇的较量，刻骨铭心的爱恋。海岩娴熟地将这些元素调出不同口味，在类型化的文学创作中，轻轻松松地获取大众文化带来的巨大利润。同时，类型化的发达必然导致符号象征意义的蔓延，人们的消费不是为了生存需求，而是为了符号所象征的意义。韩少功就批评“生活符号化”说，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并不真实，“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大众文化造成的文学符号化，使得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在意义和人文精神被抽空，文学的所指成为一具空壳，而毫无价值的符号的象征意义却得到极度膨胀。它消弭了文学的个性，使得文学的批判精神日益式微。
再次，趣味的鄙俗化，缺乏终极关怀。当代文学中充斥着低俗的作品，发掘本能和刺激，似乎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正的生活。这些作品通过再生产人的欲望和提供替代性的满足，来实现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卫慧便是代表。她宣扬“身体写作”，从“身体”出发扩展至性和欲望，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讲述关于人的本能的故事，人的身体被重新发现，这本是好事，可悲的是它被大众文化收买，成为大众文化赚取利润的工具。卫慧的积极响应，又将这种鄙俗化和市场卖点发展到极致，细致描绘浴室、酒吧、同性恋、酗酒等情节，从而走向歧途。文学内容在鄙俗化的同时，它的本质也逐渐被异化。这里的深层原因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当今中国，在消费主义极为火爆的同时，我们却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林白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文学的鄙俗化、明星化和类型化，其中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必然地要朝这方面倾斜。
总之，中国片面地强调经济领域的变革，而缺乏文化思想领域的配合，使得消费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畸形膨胀。以致物质的富裕掩盖了精神的贫乏，感官的享乐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时尚排挤了高雅的趣味。人们不再追求生命的意义，沦落为消费动物。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而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则是治愈大众文化弊病的最佳药方。精英文化抵制大众文化的鄙俗性和麻醉性，贵族精神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与超越性的小众文化（精英文化）相互制约和补充，才能实现人类精神的平衡。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是建设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的主体，他们应该担负起大众文化批判的社会职责。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盲目为大众文化辩护。这里显示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素质的低下。他们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知识农民（老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市民（新知识分子）。他们目光短浅、麻木不仁，追逐世俗的功名利禄，而缺乏人文素养和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是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只有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成长、成熟起来，成为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和批判者的时候，他们才会热情地建设精英文化和批判大众文化。这样的结果便是，大众文化充分发挥其合理的一面，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满足人们的合理欲望，而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净化人们的灵魂，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将整个人类社会引向更高更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