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散文“形散神不散”特征的概括和论争，首先成为当时讨论较多的话题。有人认为“散文忌散”——李健吾提倡散文的“竹简精神”，作家师陀也提出了“散文忌散”的观点。也有人提出“散文贵散”的观点，把散文形容为“文学的轻骑兵，是从战斗的风沙中跋涉过来的”、“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自由活泼，最没有拘束的”。与此同时，王尔龄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的“散”》文章，也赞同散文的特点在于“散”。萧云儒的千字短文《形散神不散》，综合“散文忌‘散’”与“散文贵散”观点，提出自己关于散文“形散神不散”的观点：“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像煞有介事’的散文不是好散文。会写散文的人总是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的见闻中有所触动，于是随手拈来，生发开去，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信笔所至的叙述上，笔尖饱蘸感情，时而勾勒描绘，时而倒叙联想，时而感情激发，时而侃侃议论”。萧云儒不光认为散文的“散”与“不散”相互统一、相映成趣，更具体地发挥了这种“神不散”的观点，即“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珠玑，环扣主题”、“形似‘散’，而神不散”。
“形散神不散”观点是对当时文艺主潮的一种阐释：作品的主题必须明确与集中，完全符合当时盛行的反个性主义的大一统文艺思想。《形散神不散》的短文一出现，立刻引起评论家们的重视，经过宣传、推广，终于构筑成当代散文的理论框架。与其说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动了当时散文写作的发展，毋宁说是对当时散文状态的理论总结与进一步规范，给散文的发展戴上更为沉重的“紧箍咒”，由此，所谓的“散文年”真正形成了属于“十七年时期散文”的理论与创作模式。
在拥有具体的“形散神不散”理论指导下的散文环境中，散文“诗化”这种散文写作的技术方法，成为散文作家们自觉的追求。当然，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普遍的，既表现社会大众对于“三大家”散文创作的“诗化”方式的模仿上，也表现在当代的文学教育上的一种全力引导与灌输。就拿“十七年时期”散文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来说，到了“拨乱反正”后的“新时期”，“十七年时期”所涌现的散文佳作，如杨朔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泰山极顶》，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日出》，秦牧的《花城》、《土地》、《社稷坛抒情》，冰心的《樱花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袁鹰的《井冈翠竹》等大量散文作品全面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全国统编语文教材，成为全国中小学生所诵读的名篇佳作。就是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也一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其关于散文特征的论述“形散神不散”，成为中学生必须牢记的散文特征“定律”。这种影响所造成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