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作家。他出生行伍家庭，长于湘西边域，只具在高小文化去孤身闯荡都市，而且在大家云集 的现代文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最后，这个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还是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 一片美丽的森林。
沈从文一生创作颇丰，尤其在三十年代，更是创作的高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边城））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在沈从文诗意的文学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评论家司马长风说：“（（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或许每一位初读（（边城））的人，都会为作品中所呈现的如此美的人性，如此淡的意境，如此清的氛围，如此醇的回味而已沉醉其中。
（（边城）），代表着典型的湘西式的人生形式。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在（（边城））中，沈从文故意淡化情节，以清淡的散文笔调去抒写自然美。作者在描写时又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的，这就创造出了独特的审美意境，体现了小说清新、淡远的田园牧歌情调。由于沈从文在作品中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使得（（边城））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产生了一种诗化的效果。使人联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情景，两者都是作者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对心灵深处“人性乌托邦”的建构。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像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则是真实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他笔下所表达的游子对自然的渴望和回忆，满怀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感人的诗。作者笔下的灵山秀水其实是心灵与生命的栖所，也正是沈从文为自己设置的最后的真正精神家园。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 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的诠释。）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阶级压迫的深重，然而这些描写与揭露又大都是熔铸在民俗描写之中的。他的这些小说，没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刀光剑影，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情节，更没有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政治说教，而恰恰就是在这种看似轻快、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作者给我们拉开了湘西人民的帷幕。
（（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下、能够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均匀，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 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在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不是不懂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丈夫〉〉描绘的是当时流行于湘西的一种典妻与卖淫相结合的、腐朽的、由于经济剥削、社会黑暗造成的悲剧性恶俗。它以两性关系的商品化、于人的尊严存在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叙述了一位青年“丈夫”从乡间来到妻子“做生意”的“花船”，在一天一夜间耳闻目睹了妻子受践踏于蹂躏的生活，终于从麻木到觉醒，带着妻子返回家乡的故事。它批判了腐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扼杀人性的罪恶，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渴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心声。
由于湘西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它说明“许多年轻丈夫，在娶媳妇之后，把她送出来”卖身已在湘西相沿成俗。难道真是丈夫请愿，妻子自甘沉沦，让人蹂躏？作品中给蜗牛道出了原委：“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既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造成了两类扭曲的人：一类是作品中的水保、巡官、士兵、他们栖身于腐朽政权的卵翼之下，无度地对劳动人民进行物质榨取，尔后又用榨取来的金钱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蹂躏；一类遍是如同“丈夫”一样的贫苦农民，他们倍受物质压迫和情感折磨。正是由于这双重压迫的惨重，无路可走，他们才做出了任何人都不请愿做出的事来。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啊！丈夫惦念妻子，远道而来，可职能眼看着妻子被酒鬼、恶棍践踏而却无权干涉，更无力庇护，他娶妻却无法养活她，有了家却无力维系这个家。“丈夫”的良知终于觉醒，带着妻子没有生息的离开了这个洒满泪水的地方。但是，这远没有结果，老七不是出来“求生”才由乡村来到城市的吗？现在却又回到那个“实在太穷”的地方去。这无疑是从一个火坑往另一个火坑里跳。我认为，这正是作者的用意和高明之处，他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严肃而又痛苦的社会主题，在“现代文明”的污染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人站立的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放得下“诺亚方舟”的净土。因此，我说，〈〈丈夫〉〉通过三十年代初向心城乡生活的真实描绘，抒写出了半殖民地的中国人生的伟大悲哀。
然而，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不仅给我们披露了湘西的落后的陋俗恶风，而且同时他又同那深情、婉转的笔调给我们摹绘了湘西的民俗美。美不是空灵的抽象物，它是具体而生动的，民俗当然亦如此。民俗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但这浓烈的民俗意识往往都是凝聚在一定的物质形式上，无论是在吃、住、行的物质生活中，还是在婚丧嫁聚、岁时节令、以及人生礼仪等事象中，民俗美的本质都存在与具体感人的审美对象中，当人们把这些风俗意象作为审美观照时，人们便会感到这些风俗事象的民俗美。
沈从文的家乡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山歌的风俗。在他的作品中真切地表现了着一民俗事象。《边城》中的老船夫便“提到本城人二十前唱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边地。”《长河》、《三三》、《萧萧》、《秋》、《雨后》等作品中都较多地反映了当地唱民歌的风俗，使人一进入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家乡，领悟到一种特殊的边地风情。《雨后》中，四狗唱到：“大姐走路笑笑底，一队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这首民歌看似轻佻，但它却是发自那个被压仰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生命力的搏动。虽是山歌俚语，却为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染上了一层古老牧歌的彩晕。《边城》中，翠翠在姐夫进城，自己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姐莫得什么戴，耳朵上常年戴条豆芽菜。”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轻歌曼叹，唱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的现实不满，唱出了她的忧虑和愤怒。
表达男女之间真挚、炽烈爱情的情歌，在民歌中占有很重要的份量，这些情歌大多是健康、优美、动人的，湘西人民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沈从文在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引用了相当数量的这些民歌，如《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其中都有优美、动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在***同的燃烧着。这些作品中溶入民歌成分后，使得作者要极力渲染的那种边地人民的心灵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浓郁了。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也没有放过这一民俗事象的描写，而是极力描摹，使其成为自己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小说《边城》中，作者就较为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刻划得细致入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喊呐助威，那火红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的月夜下玩上个半夜，这一切疯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的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湘西阮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不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吗？
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我更坚信了：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沈从文对湘西人民淳朴的风俗表现了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态，这些同样在他的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有较多的表现。这可用婚时民俗来加以说明，婚时民俗是指人们在举行婚时的民俗，这种民俗各地不尽相同，自然湘西也就是它与其它地方不同的婚时民俗。在小说《雪晴》中，作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出打猎的青年，偶然闯入了一个正在办喜事的人家，因此，他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照理说，主人晚上完全可以拒绝他的留宿，可是主人不仅安排他住下，而且还在他的枕头下放了一包金糖。原来这是主人怕客人醒来时，有所见闻，而不知忌讳信口胡说，所以用这甜甜的寸金糖来封住了嘴。哦，这是多么诙谐、多么轻松，就是这样一种风俗也那样倾心。“一切离不了象征，唯其象征，简单仪式中即充满了牧歌的情趣。”这是一幅多么动人、何其浓郁的湘西俗画，这善真、这极美，又是多么令人心往。
沈从文小说中的地域色彩，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湘西人民的悲苦与期望，这些民俗的描写和渲染，并非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而作的“文字游戏”，而是作家的情思所致，是与作品的整体有机结合的，它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浸润中的环境，人物便在这种已经情绪化了的环境中活动、生息、创造、哀怨、抗争，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因为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我更坚信了：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