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沈从文生活于相同的地域,楚地的自然环境因素对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文化个性形成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位作家所表现的地域空间都是楚地,其大者有楚天楚地、楚山楚水,其小者有香木芳草、奇珍异物,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很自然地成为作家宣泄情感、表情达意的手段。
一、水:楚文学永恒的主题
屈原的《九歌》写水神的有三篇:《湘君》、《湘夫人》、《河伯》,而写山神的只有《山鬼》一篇。《九章》中的诗篇基本上是纪行纪实的文字,《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于车兮方林。乘?船余上沅兮,其吴榜以击汰。” ①“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② “入溆浦?兮,迷不知吾所如。”③诗歌描绘了诗人离开陵阳,远去西南,由鄂渚至方林入洞庭,溯沅水经枉渚,至辰阳,最后到了溆浦,行程基本上是水路。当然《九章》、《离骚》中的水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诗歌,而作为人物的活动背景出现,也就是说是伴随着抒情主人公的艺术形象出现的。例如《湘夫人》是描绘一对配偶神的恋歌,所展示的是楚地的水乡风光。
在《湘夫人》中,诗的开头就向我们展示了微波荡漾的洞庭湖,主人公萌动的爱情在这一派清波中令人心旌摇荡。等待的人迟迟不来,湘君变得犹疑起来:“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④主人公盼啊盼啊,神思迷惘。有水就是兴,有兴就是爱,就是纯诗。
水意象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表现突出。沈从文常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⑤ “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是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⑥水的颜色、声音、特性,无不染上作家的主观感情,形成沈从文小说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沈从文和屈原都偏爱水,其中原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因素、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楚地独特的文化氛围及别致的灵巫观念,再加上两人都心系故乡,有与故乡人民心连心的情怀。
(一)水波荡漾――楚地独特的地理环境
屈原和沈从文时代的人出门都走水路,水是楚人的生命。他们都生活于水乡,与水朝夕相处,必然会将水的气质内化到心中,融入自己的创作风格,显现于外,表现出天然而极具灵性的神韵。另外,这份情结又铸造了楚人如水柔弱又似水强韧的性格。南方人柔顺,北方人刚毅,而楚人处江汉之间,虽属南方却刚毅异常,这份刚毅与楚山楚水所营造的独特地理环境的养育大有关联。
(二)放逐于沅湘之间――独特的生活经历
《渔父》写道:“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⑦可见诗人虽远离国都,却心系魏阙,虽粉身碎骨而矢志不渝。“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⑧诗人饱受冤屈,只能把一腔愁情向长江大河倾泄,“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乎兮”。屈原作品中的水生态是诗人痛苦中的知己,如果没有这段与沅湘结伴的经历,诗人作品中就不会总是晃动和流溢着水的色彩,流淌着水的声息。
湘西多水,屈原漂流过的沅水就流经整个湘西。沈从文的生活差不多每日都与水有关,他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好在这条水上毕得业。”“从汤汤流水中,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⑨即使到了20岁以后,他到北京去读另一本“人生大书”时,心里仍装着故乡的沅水,水融进了他的生命中,成了他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他最满意的作品常以船上水作为背景。两位作家的心灵受沅湘水的洗涤,有着水一样的纯洁高尚的品性,他们把人生理想都建筑在水上,希望用水去感化大地,普度百姓。
沈从文踏着屈原走过的江水,不自觉地继承这份具有楚地地域特色的水源生态血脉。艺术总是与地域人文环境倾向相通,屈原、沈从文的作品自然会将水作为表现主题,他们都自觉地承载了这份源于古楚的水,也表明他们心系故土。
二、香花、芳草、橘树、翠竹
据曹大中《花草树木与屈赋的文学魅力》一文统计,屈原的27篇楚辞作品中,涉及天宫地府、陆上水中的花草树木***有253次左右。屈原的《楚辞》向我们展示了楚地的自然景观,同时诗人还借用幽花芳草建构了一套独特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系统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所以,沈从文的作品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香花、芳草、翠竹意象。
屈原、沈从文笔下的幽花芳草向我们展示了南楚大地的奇异风光,衬托出楚地山光水色的秀美。另外,它们作为意象,具有多层涵义。首先,鲜美的花可以用来表达爱情,如《湘君》中“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夫人》中“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山鬼》中“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而沈从文《边城》中翠翠攀折的虎耳草,《山鬼》中山洞中遗落的花瓣,《阿黑小史》中花瓶里的月季、野花、菖蒲,都是主人公表达爱情的信物,象征着爱情的纯洁、真挚。作为象征符号,这些香花芳草还寄寓了作家的理想,屈原用花芳草来修性,培养自己高尚的品质,用香花芳草来亲近楚王,表达对楚王、朝廷的忠贞。这种托物言志的方式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有表现,那青翠的竹簧、肥大的虎耳草,那妩媚的花瓣,那不受污染的野花、红枫、银杏、白杨,融汇成一派明净的自然,这一派水土养育出纯洁、善良、自然人性,这正是沈从文的人生理想吗。只不过屈原追求的是政治理想,沈从文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后者比前者要平淡、温和得多。
在这些芳草花树中,有一种典型的树木,都出现于两位作家的笔下,是两位作家着力歌颂的。《橘树》和《长河》中都描绘南楚的一种典型的果树――橘树,绿叶丹实,烂漫照眼。沈从文在《长河》中写道:“两千年前,楚国逐臣屈原,乘了小小白木船,沿沅水上溯,一定见过种橘子树林,方写出那篇《橘颂》。”⑩也许,沈从文也是受《橘颂》的启发,才写出了这篇以橘子园里的人事为主线的小说。
橘树外形优美、婀娜多姿,更重要的还有“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的优秀品质。屈原通过对橘树的高贵品质的赞颂,表现了自己的人格个性,《长河》中那一株株橘树应是湘西辰河岸边滕长顺及其夭夭们的化身。沈从文在故事中以橘树为底色,以橘子为线索来反映湘西的“常”与“变”。作者在题记中这样写道:“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长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橘树“深固难徙”的品质是湘西有古朴人群的真实写照,他们有着屈原式的爱国品质,在抗战到来之时,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品质。《长河》题记结尾写道:“在我所熟悉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最近便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出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沈从文从屈原那里继承了橘树原型来表达理想,用以对湘西社会淳朴人性的歌颂,在大敌当前之时,让橘树散发出的一腔爱国之志得以弘扬光大。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改造了人。我们从屈原、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一脉相承的水情结、香花芳草、橘树意象,可以更好地理解楚文化的绚烂多姿、灵动天真的品性以及楚人自由、浪漫、多情、坚贞的个性。
[注释]
屈原:《涉江》,《楚辞》,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
屈原:《湘夫人》,《楚辞》,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⑤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故事》,《沈从文散文》第二集,中国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⑥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9页。
⑦⑧屈原:《渔父》,《楚辞》,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35页。
⑨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散文》,中国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⑩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344、346、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