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与哲学
1、佛教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至唐朝达到了最盛阶段。但它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时，尊道抑佛，先道后佛。但因其有利统治，太宗后亦倡之，净士宗流行。武则天为“改唐为周”，掀起第一个崇佛高潮。禅宗大盛，神安被奉为国师，慧能亦深受敬重。睿宗和玄宗父子迷信道教，道教势力逐渐恢复，佛教势力则受到很大限制，玄宗下令僧尼一万二千余人还俗，禁止创建佛寺……。肃宗、代宗时，兴起第二个崇佛高潮。密宗（密教）煊赫一时。武宗即位后，以“佛国”威胁朝廷，乃于会昌元年（841）下诏废佛，拆毁佛寺4600多所，僧舍四万多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懿宗李漼以为佛有益于国，兴起第三次崇佛高潮。873年（咸通十三年），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顶礼膜拜丑态百出，而佛教的势力便随之大长了。
佛教在唐代的传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和宣扬佛教。隋唐时期除唐武宗进行过一度灭佛活动以外，其余诸帝均大都佞佛。这样，不但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使佛教在王公贵族和下层百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二是佛教宗派竞相出现。隋唐时期出现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后来，以南宗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由于教义简便易行，终于压倒了其它各宗，垄断了佛坛。三是译经的数量和质量大为提高。由于玄奘精通汉文、梵文，译文既忠于经意，又语言流畅，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道教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改造，到唐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唐朝皇帝亦姓李，故大崇道教。道教提倡炼丹，虽有迷信成分，但对后世化学的发展和火药的发明，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文学艺术
1、诗歌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诗歌。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代诗歌的发达主要表现为：诗人辈出，诗篇众多，内容丰富，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状况，意境高远，艺术性很强。初唐诗坛，有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努力摆脱浮艳诗风，并卓有成绩。稍后的陈子昂，倡导诗歌改革，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树立了内容充实、语言刚健质朴的新诗风，为唐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时期上诗歌发展的繁荣期，期间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量涌现，相映争辉。这时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的各种体裁和形式，流派众多，风格各异，蔚为万紫千红、缤纷灿烂的壮观。较早的主要有两派：浪漫主义诗派和隐逸诗派。浪漫主义诗人有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等，善于以简短的绝句表达复杂的感情；另一部分浪漫主义诗人李颀和岑参，擅长古体诗，特别是七言歌行。隐逸诗派的代表人物有孟浩然和王维。他们在写作技巧上有很高成就，但在思想内容上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盛唐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到了高峰。中晚唐诗人有钱起、卢纶等“大历十才子”，有新乐府诗派代表元稹、白居易，有奇险冷僻代表韩愈等。
唐代诗歌创作十分发达。究其原因，非唯一端，主要是：（1）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昌盛，对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元时期最为繁荣，因而产生了李白、杜甫等伟大的诗人。（2）唐代政治上长期统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发展了民间文学，为广大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3）唐代疆域辽阔，国力强盛，交通发达，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还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丰富了唐诗的内容。（4）唐朝的统治者如唐太宗、武则天等人提倡科举，兴办学校，选拔人才，修订史书等等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唐帝好为诗，进士科以诗赋取仕，大大促进了诗歌的发展。（5）唐朝复杂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诗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6）音韵学发达。（7）唐朝诗人在继承前代诗歌的基础上进行了辛勤的创造性劳动。总之，唐诗的发达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唐代诗人辛勤创作的结果。
2、古文运动
唐代中后期在文坛上出现了古文运动，为了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只重形式、呆板僵死的骈文体裁，唐人遂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自由质朴、生动活泼的新型散文，史称古文运动。唐初的陈子昂是古文运动的奠基者，韩愈则是古文运动的主将，后来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亦对古文运动作出过巨大贡献。
3、绘画与书法
隋朝的著名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等，展子虔的《游春图》是国内现存的古名画之一。唐初的著名画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其后还有吴道子、王维、李思训、张暄、周仿、韩干、韩滉等，都名噪一时。其中以吴道子最为著名，有“画圣”之称。
在隋唐时期，书法名家辈出，众体皆备，是我国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四人，继承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风格，极大地提高了唐代的书法艺术。唐后期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等人都创立了各具风格的书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史学
隋唐五代时期史学的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隋文帝时曾诏令禁绝私人撰集国史。唐太宗时则别置史馆于禁中，而由宰相监领。自此，著作郎始罢史职，在中国古代史书编纂制度上实现了一次重要改革，对后代的修史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2、纪传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唐五代时期修成的纪传体正史著作有9部之多，其中唐时修成的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是为“唐八史”。五代后晋时修成的有《旧唐书》。占全部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以上。
3、两部史学新著的产生。一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专著，他在书中不仅对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体裁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修史主张和见解，而且还指出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才能写出好的史书，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另一部是唐代史学家杜佑编纂的《通典》。此书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通史著作，***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9类，对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到唐代宗时期的每一典章制度都追根溯源，记载详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唐代的文化交流
唐与诸国的交往，首先是通过互派使节实现的。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如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印度中天竺王尸罗逸多遣使入唐，太宗令云骑尉持节慰抚，尸罗逸多率众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随入朝”。通过使节的不断往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增进了相互了解，扩大了政治影响。除使节之外，广大的“留学生”、“学问僧”和外籍官吏在与诸国的交往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留学生主要是日本、朝鲜等国派往唐都学习中国文化的人员。日本的“遣唐使”每次来华，都带有一定数量的留学生，总计达一百三十二人之多。协助孝德天皇进行大化革新的高向玄理和创造日本文字“片假名”的吉备真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留学生在长安“追师学问无惫”，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对唐朝的各种典章制度和文化思想进行刻苦地钻研，学成后有的在唐朝做官，有的回国成了传播文化和进行改革的骨干。
学问僧来往于印度、中国、日本等国之间。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唐朝前期，即有玄奘和义净赴印度“取经”之举。玄奘在印度漫游名寺，遍访高僧，求法讲学，又“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至如归服状”，介绍中国文化；回国后在长安翻译从印度带来的佛经，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介绍了印度及中亚各国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从唐朝前期开始，日本等国的学问僧亦常来华“取经”。文宗开成三年（838），圆仁又到扬州、五台、长安等地求法，带回去佛教经论、间疏五百八十五部，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介绍了他在唐朝的所见所闻。中国的高僧也有到别国传教的。鉴真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应日本学问僧普照等人的邀请，经过六次努力，终于到达日本，在奈良东大寺说法，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学问僧的这些活动，不仅传播了宗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文化的传播。
商业贸易也是唐与诸国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各国向唐献方物，唐朝回赠礼品，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唐政府鼓励外国人来华经商，外商遂活跃于中国市场。据文献，长安、洛阳、扬州、广州都是外国商人集中的地方。长安是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商旅之多，自不待言。广州一带，也常“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新罗商人在山东半岛及江淮一带异常活跃。波斯商人在长安、扬州等地开设“波斯店”，经营珠宝、香料买卖，交换中国的丝绸、纸张和药材。阿拉伯商人则以长安西市为主要据点，贩卖丝绸、瓷器、象牙和染料。所以这些，都是唐朝与各国交往的表现。
在与诸国交往的过程中，唐政府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原则，外国的货物、艺术和生活方式不断传入唐朝。就经济而言，新罗的人参、牛黄、海豹皮、镂鹰铃、总布，日本的玛瑙、琥珀、珍珠绢，印度的宝石、珍珠、棉布、胡椒，印尼的象牙、瑁、生犀，阿富汗的名马、玻璃、金精，伊朗的菠菜籽、波斯枣，罗马的红玻璃和东非的特产大量输入。从文化艺术来讲，佛教内典和艺术源源东来，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开始传入中国；朝鲜、印度及中亚诸国的舞蹈在唐廷大放异彩，曹保、米嘉荣、康昆仑、安叱奴等外国音乐家受到唐人的喜爱；拜占庭、阿拉伯的医学家也在唐朝找到了活动的市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西域的服装、食品和习俗广为流传，在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出现了“女为胡妇学三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现象。这种状况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消极影响，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丰富了唐朝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促进了唐朝社会的发展，使唐朝在原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
另一方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唐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诸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日本向唐朝学习，进行“大化革新”，推行郡县制、班田制和租庸调制；朝鲜也仿照唐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广设学校，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在经济上，唐朝的丝织品、瓷器、铜镜、金砂、染料和生活工具等，不仅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运到了中亚、欧洲、非洲各地，而且大量输入朝鲜和日本。在法律上，日本的《大宝律令》与《唐律》大体相同，用日本学者的话说：“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朝鲜“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且之”。在文化上，唐朝的文献典籍如《唐礼》、《乐书要录》、《大衍历经》、《晋书》、《帝范》、《臣轨》等大量流入朝鲜、日本等国。朝鲜当时使用的主要是汉字。日本的文字是吉备真备和空海和尚根据汉字偏旁结构和书写体例创造的。唐朝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也受到各国的喜爱和重视。在科技上，唐朝先进的造纸术、炼丹术、织丝法、造瓷法、建筑艺术、天文历法和医学理论，也通过种种渠道，传往世界各地。这一切的一切，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大大促进了朝鲜、日本及中亚诸国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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