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浙江绍兴人。原名遐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
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