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转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6期?
追寻生命的自由境界
――评宣儿的长篇小说《随风飘逝》
何青志
进入九十年代，女性叙事文学的蓬勃发展，构筑了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中，主观的视角，强烈的自叙色彩，个人化的写作是这道风景中的主色调。许多女性小说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叙写了女性的生存状况、生命意识、内心体验和情感流程，多侧面、多视角地展示了女性书写的缤纷的天空。吉林青年作家宣儿的长篇小说《随风飘逝》，以流动的现代诗意和古典的浪漫情怀为这片天空勾勒了绚烂的一笔，绘就了别一番景致。
一
《随风飘逝》是一部自叙体色彩很浓的长篇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叙写了一位美丽、善良、情感丰富、遗世独立直至香消玉殒的女主人公英妮个人成长的情感历程。英妮一出生面对的即是一个残缺的家庭，母亲因产后流血死去，父亲也很快续弦远离她在省城工作。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祖父母关爱下成长的。但这种缺失的阴影始终遮蔽着她的心灵，她时时渴望弥补这种缺憾。因此，她对于父爱、母爱的渴求较一般人更强烈，甚至不惜以自虐的方式表达这种心绪。然而，当她意识到那是一个“永世无法到达的彼岸”①后，她“开始帮助自己将悲痛化作一片阳光，一首好听的歌曲”。于是，执着于爱的追寻便构成了英妮人生主要的链环。它表现在成人后的英妮对一切曾给予过她关爱的人深情的缅怀之中，对她曾感受过的亲情之爱、友爱、情爱给予了充满激情的赞美。伴随主人公情感世界的拓展，我们看到英妮虽然是在爱的缺失的家庭中成长的，但她又无不被爱包围着，这即是给予过她亲情之爱的奶奶、爷爷，和一度哺育过她的王妈妈，以及像云一样飘过心头的父爱。在少女英妮心中，奶奶和爷爷传奇般的爱情故事，爷爷用胡子给她作的键子，与儿时伙伴对生殖秘密的好奇，未得到过母爱的孤寂失落与渴望得到父爱的企盼，奶奶过世的悲凉，都成为了她心中美丽幽怨的“童话”。可以说，“西城故事”更多的是记叙了亲情之爱。对此，作者以敏感的女性视角进行了深情的描述，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人性之美和一个少女的率真与纯情，而且为小说全篇铺垫了厚重的爱的底色，使小说自始自终充盈着抒情柔美的格调。
然而小说并未停留于爱的表层的描写，而是将人物的主体意识融入到对爱的追寻中。无论是对“蝴蝶飞翔”的美好追忆，还是在“玫瑰骑士”中的情感波澜，无论是“少女祈祷”的沉重与凄绝，还是对“爱情祭典”的深情回述，主人公在对爱的执着追求中不断获得新意的生成。一方面，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奶奶、妈妈、英妮都体验过孤儿的滋味，因此她们更懂得爱的可贵，她们都有“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她们渴望以十倍的爱去奉献于关爱过自己的人。也正是基于这种纯朴的认识，英妮在人生的旅途上对给予过自己关爱的同性或异性朋友“都铭记在心，并给予真诚的回报”。这种“回报”又无不是对主人公善与爱信念的展示。另一方面，小说对各种两性情爱、性爱有多处描写，但不论哪一种爱，都是在两情相悦，相互欣赏的前提下进行的，男女两性拥有***建的伊甸园，即使稍纵即逝的爱也留下了值得回味的情思，呈现了充满自由活力的生命精神，从而建构了女性新的主体意识。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它既不是排斥异性的“一个人的战争”，也不是“男权”与“女权”的文本对峙，而是在男女两性相互爱慕，相互欣赏，相互拥有中，在主人公对爱的“回报”中逐步建构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小说对当下某些女性书写文本的偏执性的精神反拨。
二
如果说《随风飘逝》在主人公执着于爱的追寻中建构了女性新的主体意识，那么，小说则在对英妮爱情的叙写中勃发出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讴歌，进而使其建构的女性主体意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由于英妮美丽、善良、聪颖，自然引来了许多异性的爱慕与追逐，但真正令英妮刻骨铭心的爱情却是存在于她与洛川之间。英妮与洛川的爱情是充满浪漫和激情的，P城短暂而欢聚的时刻，他们倾诉着内心的情爱，但他们“以更高更深刻的理性”意识到这个现实：这是没有婚姻的爱情。并非英妮不能实现有婚姻的爱情，而是她不想以婚姻的形式束缚住他们的爱情，那样免不了“相互伤害和相互牺牲”。他们寻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是“永远互相交融在一起的灵魂，高高飘扬在我们的身体之外，无论在哪里，它们都能相遇和相爱”。英妮对奶奶和爷爷的既传统又传奇般的爱情婚姻持一种独特的观点：“奶奶和爷爷拥有了一生的相聚，甚至死后还合葬在一起，但是，可能在他们真正永远在一起的时候，奶奶就将爷爷淹没了，从此以后爷爷失去了他原来独自拥有的空间，在某一个生命点上，他被奶奶的爱情给窒息了”。她认为“奶奶的坚强和独立是以爷爷的牺牲为代价的，从爷爷的角度讲，这未免不公平，奶奶一生是辉煌成功的，爷爷却是失败的。”在常人看来，英妮奶奶和爷爷的婚姻爱情可能是接近了理想的模式，但英妮却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意识到此种理想婚姻的缺憾所在，于是她勇敢地追寻无婚姻的爱情，甚至不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扮演单身母亲的角色，直至生命的终结她也未召唤洛川来到她的身边。她追寻的是一种“爱不是占有，而是奉献，爱是爱你爱的人和他身边能够给他带来幸福的一切”。她始终为了这份爱坚守着这片圣洁之地，不为各种诱惑所动。可以说，主人公英妮所持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爱情观，追求的是一种爱情的最高境界，是生命自由的极致，是作者在文本中对两性情爱的理想建构。它距现实还相当遥远，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分析文本，我们看到英妮所追寻的这种生命的自由境界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她付出牺牲为代价的。洛川与她分手后更再未来找过她，是由于洛川太缺少浪漫的情怀呢，还是太过于务实了，或是时代的悲哀？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人们似乎更注重感官的享乐与欲望的满足，古典爱情已退居其后。当年爷爷英海臣可以抛弃万贯家财携奶奶离家出走，那是爱情力量使然。而在日趋物欲化的今天，还有多少人肯为爱情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呢？洛川与英妮告别后很快有了自己的所爱即可说明一切。至此，小说文本在爱情的立意上呈现出了悖论：如果读者认同于英妮与洛川的爱情，则肯定对洛川的一去不返提出责难，似乎洛川所持的是“不求天长地久，只要一时拥有”的玩世不恭的爱情观，它与英妮对爱的执着坚守形成强烈反差，这对英妮是十分不公的。可是，作者若将洛川描绘成现代的爱情骑士，不又重蹈爷爷英海臣的覆辙了吗？那又是新一轮的复归，用英妮的话说“还是未免不公平”。也许作者已敏于这种悖论，便在“时间结束”中凝固了英妮所追寻的“永恒而神圣”的爱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悖论的完结，以现代观念审视如何才能达到两性都认为尽善尽美的爱情呢？这正是文本所作的深层探讨。由此我们说，虽然就文体涉及的爱情可以提出诸多质疑，但对于作者从中展示出的前瞻意识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如果说英妮奶奶的“成功”体现了那一代人本能的女性主体意识，还满足和停留于对爱的占有阶段，那么英妮的爱情观则上升到一个新的生命高度。她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讴歌，她的独立和坚守，不仅在文本上张扬了女性新的主体意识，而且“多方面显示了女人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显示了人解放自身的力量，使女性人格更自然，更开放，因而也更完美。”②它展示了一种“在两性和谐***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③这一未来的美好发展趋势。本来世界就是由两性构成的，自从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男女就成为了彼此不可缺失的一半，阳与阴，白与黑，正与负，左与右等等，失去任何一方另一方都难以成立；日月交相辉映才能构成星空的绚烂，山水相依相连才令人感到江山的多娇壮丽；男女只有和睦相处，才能创造生命的辉煌。小说文本正是在此意义上试图“从人性的完美始步――建立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设想”④，它使文本从一个新视角获得了艺术审美的提炼与升华。
当我们在太多的文本中看到激情隐退，真善美的理想远离我们，骑士般的爱情已是昨日风景，欲望以前所未有的疯狂作着独角表演时，宣儿为我们敞开诗意的守望之门，编织了爱的花篮，令人有如从从喧嚣嘈杂的闹市顿入湖光山色的“净土”之地，无不让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使人在美的愉悦中获得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提升，这也是小说文本呈现出的精神文化价值所在。
三
《随风飘逝》虽然突出刻画的是主人公英妮的内心情感世界，但它并不像某些文本只是作“无历史语境”的零度书写，而是融入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思索。作者让主人公的情感流程与时代发展轨迹交织并行，英妮人生的许多重大转折点都相伴着当代历史的运作和重大变化。那些充满激情的一段段歌词的抄录，不仅将人们带回到那已逝去的熟悉的岁月，而且也是作者对美的情感境界的表达。那多处隐喻性的描写，诸如“那个年代万人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的史云峰”，“某个神秘的夜晚，P城响起的爆裂之声”，无不使人生发许多联想。它让我们看到作者在进行女性内心独语时，对现实与历史的污浊丑行未持冷眼旁观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而是以充满激情的含蓄的笔触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使作品在蝴蝶飞翔般优美灵动的文字中闪烁着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烛照出作者向善向美的人道主义精神底蕴，使人们不禁想起巴尔扎克、斯汤达、梅里美、狄更斯等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名字。
与此同时我们还感到作品浸润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情愫。首先，小说的名字《随风飘逝》本身即透着一种悲凉的氛围，它不仅象征着主人公英妮稍纵即逝的生命，而且展示了人物命运的不确定性。正如英妮所说：“在我的命运中，亲情不断被阻隔，一个个曾使我产生过热烈感情的人们，就像风一样呼啸在我的面前，刮了一股股旋风之后，它们的影子变得无影无踪”。作品在“随风飘逝”的一个个鲜活生命中为人自身的生活探索着一种意义，对死亡、生命、人类之爱进行着形而上的追问。其次，英妮在“时间结束”中所承受的孤独虽然出自本愿，但也令人感到她所追寻的自由的生命境界在达到超越历史与现实的同时，距普通人的生活还相当遥远，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因此英妮感受的孤独与悄然离世无不具有精神殉道式的悲壮。这种孤独也是一切具有前瞻意识的思想家、艺术家所感受过的孤独。它同作者以含蓄的笔触暗示的时代悲剧所产生的艺术审美效应相似，正如恩格斯所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⑤，同样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也可以说，作品浸润的悲剧情愫，它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使文本自始至终闪烁着人文精神之光。
宣儿作为新生代作家，在艺术上与接受传统相较，更多地吸纳了世界文学思潮的滋养，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艺术探索。在《随风飘逝》中，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宣儿的传达手段，流注笔端。小说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颠倒了时空，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梦境与现实交错运行，但却不是刻意的模仿，而是富于创意的为人物内心情感流程提供了任其自由挥洒的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借鉴来的东西更适合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进而使文本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结构特点。文本中多次出现了“一头漂亮的毛驴”，而每一次的出现都伴随着一个生命的终结。无疑，“毛驴”起着一种预示的作用，它为作品涂上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宿命色彩。英妮将她与洛川的爱情结晶――她心爱的儿子命名为“英雄”也不无深刻的寓意。它既表现了英妮一向“对于英雄和具有英雄气质的男人的崇拜”，又是对未来的美好希翼。由于宣儿的文学创作是始于诗歌，因此其小说文本充盈着散文诗般的艺术美感，语言清新蕴藉，耐人寻味。诸如：“那个八月的夏天，爸爸就像雨后晴空出现的一道彩虹，在我心里高高地悬挂起来。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这道彩虹，充满了更加美丽的光环。”……这段描写将儿时英妮一度得到父爱的感觉和对父爱更强烈的期盼心情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语言充满了色彩与活力。而类似的描写在小说文本中俯拾即是，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情画意。
注释：
① 作品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出自《随风飘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
②③④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4月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
此文转载于《 黑龙江晨报 》
为文者的史诗与悲剧
采薇 在当代女性写作中,很少有人像宣儿这样在小说中将两性的悲欢离合写得催人泪下,哀婉凄美,直抵生命无奈与孤独的本质.与其说小说通过对80年代的青春与爱情缠绵悱恻的追忆,来躲避90年代扶摇直上的暴利发达带来的远离精神思考的世态,不如说是借助了10年人事变迁沉浮的背景,将人性中至美至善至情至性,浓缩起来,展示给世人.宣儿的小说美得令人惊心动魄,哀婉得令人不忍卒读.她把青春时光与艺术,纯真,爱情,自由等等意识形态联接了起来,似乎生命中的时刻只有在青春绽放的那一段是真实可感可以捕捉到的,而其它的时日都隐退其后,只能让位于此.宣儿由此提供了一组最浪漫温情最难以割舍却又不得不放弃的爱情图画.最璀璨的花开过,必然是落红满地,极目凄凉.而人,宁愿看着那一瞬间的灿烂,飞蛾扑火般地一头栽下,也不愿拖着疲惫之躯等待着老之将至.所以,本来就没有成形的婚姻定然不会束缚着一对海誓山盟的人.相爱的人由于走了不同的路,再也回不去最初的故事了.那故事本来是两个人一起讲述的.
小说以回忆的口吻追述了我与伟东从相爱到举行没有结婚证的婚礼,直到背叛,分居以至于伟东的发达,再婚.整个过程虽然跳跃地进行,却纤细得可以触摸到人物的每一寸表情.由于作者用了一种过来人的我的身份来叙述,无形中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历史在记忆式的叙述中变得遥远起来,只有短短的10年已恍若隔世.作者选择的故事背景恰是中国历史上个人生活最具变化的10年.伟东再也不画画了,开起了公司.与我有过恋情的诗人蓝川最终也选择了做制片人.男人们仿佛都在做一种非常实际的挣钱的事情而背弃了最初热爱的艺术.作为女人的我却苦苦地走在一条痴迷文学的路上而不得不与象征着物质与现实魅力的男人伟东和蓝川分手.
小说写得是为文者的史诗与悲剧.说是史诗,缘于选择了把写作当作生命和崇高的女人,必须悲壮地面对文学与艺术的没落,孤独地前行.在通过写作抵达精神上自由的同时,丧失了世俗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爱情.两个曾经给予过我无限爱意的男人,除了唤起我回忆80年代那段美好的精神生活外,在现实根本无法进入我的精神世界——那个自由而孤独的世界.而我的悲剧在于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以世俗的幸福换来精神的孤独.宣儿在借人物命运说明着什么?
作者:采薇
来源:黑龙江晨报
编辑:李旭 此文转载于白鹿书院
《妈妈我要回家》发表于《中国作家》1996年第5期
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时改为《拷问鲜花》
小说与“后”自传性
---读宣儿小说《妈妈我要回家》
赵毅衡作者宣儿肯定会对这个标题皱眉，而小说中的“我”，早在我想到作任何评论之前，已经按捺不住地警告过：爷爷说，家里有了一个奶奶，是爷爷找的一个老伴。
我的心在往下沉。为什么又是“后”：
后妈，后奶奶？
后奶奶出场时间上太新，没有来得及让“我”吃苦；后妈可让“我”伤透了心。虽然作为后妈，这个后妈似乎还不太出格。
但是“我”无法抵挡叙述的语义
散射折磨了：多年之后“我”在南方一座省城参加一个文学笔会，会上有二位先锋评论家一直在讲后现代，后浪漫，后新时期……如此的联想，很冤枉了诸位理论家。“我”的情绪性反应甚至进入命相式的推理：“我想那二位评论家他们的童年一定幸福无比，他们之中绝对不会有一个也象我这样经过家庭的破碎，妈妈的失去”。
我本人也零星读过一点命数之学，我的“后”派理论家的心理背景，看法倒是不尽相同。不过跟小说中的人物无法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总之，小说中的“我”还是有“我”的理由的。因为“我”的整个说出的生平，当然也就是“我”叙述出来的整部小说－－面临的是“后”中的凄苦冷漠。那不仅是对身体的摧残，更重要的是让人丧失一切尊严自信，那是对于一个注重心灵和内心世界的人的一切的彻底毁灭……“后”罪莫大焉。但是对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而言，可以说，无“后”不成书。它是我们理解整部作品的关键词。
可以说任何艺术很难逃脱作为大背景的个人生活经验；可以说大部分小说掩饰不了字里行间各种“自我“的信号；可以说女作家更容易以身世为小说之本；可以说当代女作家更热衷于抒写自己。经过文学理论的这种步步严格推理，说《妈妈我要回家》是一部“自传意味很浓”的作品，想必不会受到太多批评家的指责。唯一可能提出异议的是作者宣儿，但是她如果以自己的生平事实如何如何，来说明这部小说的自传性或非自传性，那是违反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的。因为我们将讨论的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性－－“后”自传性。
曾是一度新颖的各类批评方法，年代再古老，至今不妨作为诸法之一。我们面对的这部小说却击碎了现有的各种批评框子。
叙述者的潜意识总是给我们提供
最无法立足的意见，却往往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叙述者一听见“后”字，童年的
创伤立即隐隐作疼，这部小说，恰恰正是一个“后”字可以说明－－一切都是过去，一切都无法修复，“我”没有赶得及抓住的，叙述也无法抓祝小说开始，母亲尚未出场（没有进入“我”的意识）就已出走，再未回头；小说结尾“我”人世创痕累累，饱经忧患，还是没有能够找到母亲。缺损推动整部小说展开：在开始之前，一切就已经无法修补，在收结之时，一切已经太晚，太“后”。
“我”寻找母亲的方法，是找到三十多年前一部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太阳升》的舞台记录片，仔细搜寻几千名演员的脸容，在每一个“可能相似的演员那儿定格”，最后用“技术处理”加上“广泛征求意见”，确定一个能让“我”“坚信怀疑”的女演员。然后遍访早已星散的当年的剧组演员，白发苍苍的牛棚过来人。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努力让自己“继续努力”。
丧失/复得，受伤/愈合，追求/希望，这些过程，原是可以构成一般“自传性小说”内核的一些贯穿动力，现在似乎可作依据的，却是一闪而过的昔日形象。虽然迷人地美丽，背景上有光芒四射，但那是存档旧片，供凭吊，供怀旧，供研究，就是不能当作实质性的修复依据，更没有一丝可以让自我拥抱在怀的温暖。过程本身在起步之前就否定了自身，使它的后溯性（修复象叙述一样，永远是后溯的）成为一种自我欺骗。
母亲之无可寻找，也命定了“我”一生不可能找到一个家，或建立一个家，甚至无法梦想一个家。“家”在这里，不只是无穷怨恨或爱恋的指向，不只是人世种种艰难的集合。“家”是潜意识在生命压力下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在那里，不必对自我的本能反应作理性检讨。这里说的不是社会学讨论的现代家庭问题，那些离婚率子女教育之类的统计数字。这里说的是一个象征，是艺术作品后面那个不安的灵魂追寻的目标，是小说中几万文字赋得意义的归结点－－小说从标题起就凄苦地呼喊出来的索求。
我们看到这部小说所借以支撑的，是一个从小就分裂的自我。
后奶奶比后妈更显示出虚伪的恶毒，她不在你面前表示冷漠，而是过度的热情。这热情象一股水蒸气，潮乎乎的，让人生腻。比如她拉住我的手，一口一个小孙女。我觉得恶心，她以为甜言蜜语足以笼络人心。
这个小孩之不识好歹，正是一个受创的孩子心灵自然的反应，但这么说，只是赞赏小说心理描写之细腻。小说的“自传性”恰恰在这里形成一个悖论：作为叙述者的成年的“我”，无法修正作为人物的幼年的“我”，因为“我”刚生下，就已经太晚。一旦成为“后”，就无所谓美丑善恶等等的价值判断问题，万事同价，诸元合一。后妈冷落我，后奶奶热络我，无所谓区别。好歹不识，正是“我”在整部小说中建立任何人际关系的努力终归失败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恰恰不是“我”所能负责的，罪魁祸首是时间链/情节链上滞后的位置。
而且，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不由自主地辩护的那样，负面的价值，借多元的名义，欣欣然占一切其他价值的上风。“我”与所有男人的关系，都被“我”自我毁灭的冲动弄糟，全都以失败告终。“楠”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是我找到归宿的唯一希望；而“王”从好高骛远转向逐流混世。正在“楠”向我求婚的那一刻，消失四年突然复出的“王”把我迷住整整一天，“楠”失恋失望，去了美国，“王”却去拍纯为赚钱的电视片并睡别的女人。这部很动情的小说，写到失之交臂留悔终生的爱情，却谨严自持毫不动情，甚至没有悲剧感。爱情的不可能，也就是价值的不可能。
当然，写爱情之不可能，已经是几代女作家积累的看家本领了，可能的爱情如今只是通俗小说家的专利。但是，在价值预定分裂的“后”世界，叙述者无法把美好的东西－－爱情是其中之一－－摧毁给人看，美好的东西，正是潜意识最顽强地拒绝的东西。“后”世界中不再有悲剧，“后”世界本来就是悲喜无由。
其他小说可能写了爱之无，这部小说写的是爱之后。
于是，生命的最后失据，向死亡开通了道路。小说动人地描写了“我”自幼起的数次自杀冲动，毁灭一切美好的东西中最难毁灭的东西，自我。直到这种冲动被一个更痛苦的毁灭所切断：唯一爱“我”的，也是“我”唯一爱的人的死亡，弟弟的自杀，对象的死亡顶替了自我的死亡。
作为小说，当然不一定要这样的处理，作为“自传性小说”，只能这样替代，因为“我”必须苟活下来叙述这个一生。叙述在定义上是事后的，自传的叙述却不得不在生命成为“后”之前。为了挽救这个悖论，另一个生命，在绝对价值意义上（兄弟的亲情意义，自费留学归国者的爱国意义，作为哲学教师的思想者意义）比自我更高的生命，不得不以最残忍的方式毁灭。
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本小说最令人悚然的部分，我本人认为写得最好的章节：“我”在火车上邂逅一个陌生女人，“戴着白手套”，“眼睛很大，看不见里面的光”，“口腔里好象没有舌头”。这位面目可怖的命运女神却把我迷住了，差一点就跟着她走出车站的地下通道，那里灯已经亮起来。这个女人的嘴曾经在窗玻璃上碰了一下，“我”发现玻璃上留下的不是口红痕迹，“玻璃上凹下去很深的一个印痕，我用手摸了摸，非常光滑”。
显然，命运之神的吻是致命的，一碰就能把玻璃烧化。“她把嘴唇移近我的嘴唇，轻轻地吻了一下。我想说的是，她吻的是嘴唇，而不是面颊，不是额头”。
叙述者在这里用了一个读来似乎奇怪的解释性干预，“我想说的是”，以强调“我”被灼烧掉的不是面貌，不是头脑，而是“我”的性敏感部位。这样，“我”建立任何人际关系的欲望被死亡的欲望消解了。
余下的一切就不再具有成传的品格，而只是一连串的悖论，一系列的持续堕毁。正当“我”在电台主持“生命与阳光”节目，忠告失恋青年振作自强时，弟弟卧轨自杀；“我”在与“我”鄙视的男人热吻，并且在《梁祝》的甜腻曲调中拥舞一夜之后，打开箱子看到车上女伴的网眼白手套。
或许死神就是“我”无法找到的母亲？那么，“妈妈，我要回家”这听来好象情绪化的呼号，就是严酷的决断：“死，我要求毁灭”。
“我”被母亲生出，也就是被小说推出之时，就是“我”被母亲抛弃之时，小说中的“我”的一生，只可能是错位的一生。
叙述者在整部小说中发现一切都
太晚，连自我毁灭都太晚，那么，我们面对的，只能是一本凄凉地无法摧毁自身的“后自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