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 事 芭 蕉
张 瑞
中国的文人大多是喜欢梅竹兰的，固然这些都是气清品高的东西，但用得滥了；倒是芭蕉．逸气里透着亲切，家常里又带桀骜之感，更讨人喜欢，有一点真率的东西在里面。
在画里，芭蕉与梅竹兰是不能一列的，和瓜瓜果果颇为投缘。当然，文人眼里的瓜瓜果果也不单是菜篮子里的瓜果，那是蕴含看出尘意味的——越是家常的便越是要出尘，也就越具有禅意。我们看齐白石的大白菜真是好，淡墨浓墨地一勾一染，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简单里的逸气却又不是人人可为的了。其实，芭蕉较之大白菜，仙气本来更浓一些，这样反倒不适合齐白石的笔墨了。齐白石的笔墨有点像汪曾棋的文，都是很白菜味的东西，也是很士大夫气的讲究平和淡远的东西。
丰子恺是弘一大师的弟子，自然也是慈悲为怀，儒雅温厚一类的人物。丰子恺倒也真作了些很具佛性的诗文书画，但我真正喜欢的，是他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觉得诗倒仿佛天生是为画而存在的。是这样一种浑融里漫溢着的禅意，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为之，较之佛性，，更是空灵。这真是好，但仿佛，这样的笔意，有点温润晶莹有余而率性狂放不足，也是不适合芭蕉的。倒是书法史上有个“以蕉代书”的人物，酣畅淋漓的，正是蕉身上的那种气息。说 的是那个“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龙蛇走”的疯和尚怀素，于寺庙旁植蕉百亩，每每大醉之时，便于蕉叶上翻墨倒海，此时，山风啸啸，蕉叶滔滔，那些游走的线条，如天地回游走的精灵一般，自由洒脱，狂放不羁，傲啸于尘世之上。
中国人的性情本多拘谨而内敛，能张扬的本就不多，张扬又能张扬出点味道的就更少。当然，魏晋人是颇为张扬的，但观之总让人觉得有做戏的成分，不够透彻。透彻的也不是全无，像刘伶，可惜越看越让人觉得很无赖。率性的文人让人观之可喜，无赖文人只让人闻之可憎。倒是那个疯和尚怀素更本色一些，破衣袈裟，鞋儿破，帽儿破，芒鞋走天涯，像极了武侠里的异人，舞墨如泼．洋洋汤洒，又有着方外之人的狂傲，才真正是芭蕉的那种韵味。
不过可惜的是，淋漓如芭蕉者，在画里，往往只有陪衬的份儿，常常是要与樱桃、批把这些明艳的水果为伍。“红了樱挑，绿了芭蕉”[注]，要的是红绿参差的清新可喜。若是批把，则一定要染出色来，芭蕉到底只是一片或浓或淡的背景。
- 有次读到一则小文，是讲董桥的，题为“红了董桥，绿了芭蕉”，观之可喜，真是俏皮得玲珑可爱。董桥的文字，本就精灵古怪又通身灵慧，本是像极了樱桃。董桥身上的那种现代士大夫气，恐怕也只有用芭蕉托看，才算出味。
当然也只有故作风雅的人物，用芭蕉来嬉戏，小情小调的，虽也绮丽，但到底脱不了小家子气。比如清代的秋芙，就曾在芭蕉上题诗：“是谁多事种芭蕉，朝也潇潇，晚也潇潇。是君心事大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在芭蕉上题诗，本不是秋芙的原创，秋芙做了，只因她是那种袅娜的人物，病恹恹地地歪在床角，气若游丝的样子，但更多的还是紫陌深处的那种沉沉的没落的味道，过于唯美了，反而不若李清照的的爱蕉那么真率天然一些。“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她本来就是心高气傲的率性人物，只可惜命不好，后半生给弄得阴气沉沉的。她爱蕉，倒还是早年的口味——一个人早年的癖性，即便让岁月的尘掩了再掩，也还是要不时地露出来的。那次去漱玉祠，看古幽的院内那样的几株芭蕉，在北地，竟也活出一派淋漓，觉得芭蕉到底是很大气的植物，也难怪易安要切切地喜欢着。
[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出自宋代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