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议论化。唐之杜甫、韩愈已有此苗头，至宋，随着诗歌功能、表现力的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再加之宋代诗人多与政治家和官僚兼为一体，故尔“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以诗为武器，议论时弊，干预政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宋代盛行的禅宗和理学更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风气。自北宋中叶王安石、苏轼后，大部分诗人都喜谈禅，因而以禅论诗，以禅入诗，在诗中发挥禅理成为当时的普遍习尚。宋代的理学扼杀文学的美学价值，扼杀人的正常情感，对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摧残作用，至于将理学的陈词滥调搬入诗歌创作之中，更产生了很多充满头巾气的陈腐议论，正像刘克庄在《竹溪诗序》中所评，这类诗“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些有理趣而无理障的好诗，如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一首“寓物说理而不腐之作”(陈衍《宋诗精华录》)。所以对宋人喜以议论入诗应该全面、辩证地加以分析。
其次是才学化。这主要表现在喜于诗中广征博引、多用故实上。这种倾向从唐之韩愈已见端倪，至宋更为普遍。从北宋初的西昆派到北宋中的苏轼，再到两宋之交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都有很明显的表现。其中运用适当者能加深诗歌的表现力，运用过滥者则似“獭祭鱼”，被后人讥为“除却书本子，则便无诗”(王夫之《烜斋诗话》)。
再次是散文化。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曾说：“以文为诗，白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其时，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始，已有此倾向。总的说来它破坏了诗歌的固有特征，不足称道。
另外，宋诗在语言风格上多保有平淡自然的风格。虽然有些人只出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观点而强调平淡自然，如北宋初中期的王禹偁、欧阳修等人，他们为强调“传道而明心”，特别提倡诗应“易道易晓”；有些人能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而强调平淡自然。如王安石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苏轼说：“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至也”(《与侄儿书》)；陆游说：“工夫深处却平夷”(《追忆曾文清公》)。这样尽管他们之间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但在语言风格上都崇尚自然平淡，这和唐代很多诗人，特别是唐中后期的诗人过于追求华丽禾农艳，或奇奥深涩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