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简述：
一 惊人的成就
1. 世界同一时期规模最为庞大、最为先进的都市防洪系统
在良渚遗古城西北部，先民构筑起了一道长达6.5公里的大型堤坝，用以防范天目山余脉的洪水。浙江余杭地区是整个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区，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良渚人为了保护国都——良渚古城而修建了这个堤坝。当地人称它为“塘山土垣”，它除了6.5公里的长度之外，平均至少4米高，30米宽，在它的外围形成蓄洪的水库，至今能够行船。
从塘山土垣向西7公里，还有两条大堤——彭公堤防和奇坞山堤防，一个长5公里，另一个长6公里，其中一段山间隘口处，堤防高达20米，由不同的土壤层层夯筑而成，异常坚固。这两重防洪体系保证了良渚古城千年之间未曾为洪水毁灭。在良渚古城的南部，经航拍显示，也存在着绵长的土垣，很可能就是防洪工程的一部分。而对比同一时期印度的古城——号称“远古曼哈顿”的莫恒佐·达罗曾七次被洪水摧毁，最后不得不废弃。我们应叹服良渚人防洪能力的强大。
2. 公元前2500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以及土建工程
5000年前，良渚古城一带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沼泽地带。然而从4900年前开始，一批人突然来到此地，填平和沼泽，并且修建了大规模的都市。从考古学年代上说，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天目山南麓，他们在古城建立之前就已经聚集在瑶山一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瑶山祭坛。
很可能在离开天目山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起建良渚古城。最先完工的是巨型建筑基址“古上顶”，在考古学上，它也被称作“莫角山”——这个巨型的建筑台基高8-10米，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建工程。之后，良渚人又在莫角山周边修建了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次级台基。之后，可能又顺次建立了反山和皇坟山。由于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全面给予揭示，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这些巨大的工程到底耗费了多少土方量。
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00年，良渚古城“城墙”修建完成，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所围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发现六座水门。整个城墙的土方量当不亚于埃及金字塔。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古城形态来看，它们均有***同之处——城墙墙面平缓，内直外斜——极为注重防洪功能。因此，该“城墙”应该是水城墙，主要用作防洪。
同一时期，在城墙外围，更大规模的土建工程拔地而起，如美人地、卞家山等长形土垣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良渚古城包围起来，构成了它的“外城”，经过考古发掘，这些土垣实际上是当时制陶工匠和漆器工匠们工作和居住的社区——当然，可能还制作丝绸。这些社区有大规模的人工运河网络相连，并且均配有自己的码头。通过这些水路交通方式，将古城的产品输送到整个苏浙地区，形成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大规模贸易网。
良渚古城和其外城总体规模达到了30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
3. 漆、丝、玉、珠宝、举世无双的黑陶工艺以及文字的萌芽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驰名天下，尤其是琮、璧、钺等重器，其雕刻和造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网站上到处都有相关的资料，此处我不多说。良渚时期的漆器也异常发达，不但能够制造出多彩的漆器，还能够制造复杂的镶玉漆器。良渚时期，社会富足、文化昌明，漆器从贵重物品流入寻常百姓的家中。当时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椁均施以漆绘。甚至在农具犁的木质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杆上也有漆绘，可见漆器在当时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还是相当常见的日用物资。
在良渚古城北部的钱山漾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丝线密度和现代的细亚麻布相当，体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水平。良渚人的陶器工艺举世无双，不但造型雍容典雅、气象非凡，而且工艺复杂，令人惊叹。卞家山曾经出土过一件陶片，不到20平方厘米的陶片上刻着23个精致的鸟形纹。而在绰墩遗址出土的一个黑陶宽把杯，造型别致，通体刻满精心设计的神圣纹样，即便是当代的艺术家也对其叹为观止。
良渚人还喜欢玛瑙、象牙等珍贵器物，并制成工艺品。其中，在福泉山出土过象牙权杖，雕刻工艺复杂，完全可以媲美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而良渚人的航海能力也颇为强大，它们能够深入远海，捕获鲨鱼等深海鱼类。而当时收集鲨鱼的牙齿，是良渚贵族们的一种奢侈风尚。
良渚人文化时期的陶文比中国同一时期任何地方的陶文都复杂得多，有些陶器上的记事符号可以连接成句。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良渚陶器的颈圈，上面刻有9-12字的成行规整的刻画符号，其行文风格比甲骨文还要美观。可以说，良渚时期就有了中国文字的萌芽——当然，还需要更多类似的考古发现确证它。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人在中国古代最先采用了犁耕技术，以及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系统（见茅山良渚稻田遗址），使得粮食产量获得了质的提高。这也成了支撑良渚社会繁荣富强的根本因素。
二、 良渚文化兴衰略说
公元前3500年，年轻的华夏族突然在黄河中游崛起。 他们最初在公元前6000年时发源于陕甘一带，随后向中原腹地大举扩张，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
不得不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民族——他们打败东夷族的后岗文化，将势力深入陕甘、豫东、河北、辽西以及长江流域，形成了上古时代最为强大的族团。然而，就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却遭到了一只神秘民族的迎头痛击。这支神密民族来自遥远、湿润的南方，他们横冲直撞，一直打到黄河南岸，之后又突然地从中原腹地消逝。
这一民族来自长江下游的太湖一带，后来被考古学者称为“崧泽人”，也就是良渚文化的祖先。
他们为什么要攻打千里之外的中原？为什么要和强大的华夏族火并？原因可能永远不可能探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北方的财富在吸引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早在公元前3800年，崧泽人的社会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显示，崧泽文化的早期，已经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两大集团。贵族们开始用玉器来装点自己的生活，死后也要拿它们下葬。
然而，当时中国境内最好的玉器生产基地却在淮河一带的凌家滩。凌家滩人的社会也非常崇尚玉器，他们的制玉技术发达，而且烧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也在当时首屈一指。崧泽人很显然异常垂涎他们的财富。公元前3600年，崧泽人武力夺取了凌家滩一带的统治权，之后又占据了整个淮河流域——这使得他们和中原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原人打败后岗人之后，将同属于东夷民族的大汶口人压制在山东一隅，大有一统黄河之势。然而，经过崧泽文化的冲击，华夏族的扩张开始转向衰落。当时，崧泽人也许就是东夷人的一支盟军——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同盟关系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公元前3300年，太湖地区发生巨变，良渚文化取代了崧泽文化——这种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良渚人很快就和东夷族反目，他们攻入苏北地区，将东夷族从其世代居住的苏北中心区赶了出去。在花厅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了良渚贵族的墓葬以及大汶口平民的墓葬***处同一个遗址的情况，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殉坑。而考古调查显示，整个苏北地区的聚落数量急剧下降——东夷人不但被入侵的良渚人打败，还举族远迁。
现在，华夏人反倒成了遥远民族的盟友，***同夹击东夷族。然而，东夷人在西部的扩张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顺利地攻占了豫东和豫中。仰韶文化四分五裂，华夏集团不得不退回关中。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于良渚人来说，和平的发展时期却开始了。良渚古城开始建立，并且取得了对整个太湖周边的支配权。根据玉器的形态以及制作特点的分析，学者们大致可以肯定，整个环太湖流域的玉器均由良渚古城所分配——这很可能体现了一种具有宗支特点的政治关系。良渚城很可能统领着一个疆域广大的古国。
随着良渚古城的城市化进程，太湖流域又出现了几个不同的“都市”——福泉山遗址以及寺敦遗址。其中福泉山遗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中心建有大型的祭坛和等级颇高的贵族墓地。寺敦遗址规模和福泉山遗址面积相当，它不但拥有中心祭坛，还拥有内圆外方的两重环濠——以寺敦为中心，他们还开凿了一个正十字形的运河工程，但是它到底通向什么地方，尚不得而知。
不论如何，整个良渚文化6万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内，良渚古城的显赫地位从未被动摇过。良渚古国的疆域，北起苏北，南到浙中，西至安徽（这只是估计，其西部边界尚未确定），东至大海，而它的玉礼器远播至广西、陕北。可以说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不久以后，外部的情况开始变化。从公元前2600年开始，中原龙山文化崛起。其中一支叫做“造律台文化”，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他们逐渐向东南方扩张。良渚社会受到了剧烈的影响，良渚文化也转变为钱山漾文化。不过这一时期，良渚古城的建造仍在持续，这似乎说明他们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
约公元前2200年，造律台人对良渚地区的扩张加剧，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广富林文化出现在环太湖地区，同一时期，良渚古城遭到废弃。良渚古国可能在此时遭到了亡国的命运。即便如此，有些证据显示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依然繁荣，外来的统治者好像并没有完全破坏太湖地区原住民的生活秩序。
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形势出现剧烈的动荡。中原地区繁盛一时的陶寺古城被毁，惨遭屠城（见陶寺“大扰坑”）；鄂尔多斯地区的鬲文化人群渗透到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大范围衰败，蛋壳陶工艺、制玉工艺失传，人口数量锐减；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被摧毁，来自中原的一支力量占据了该地区；四川的宝墩古城遭到废弃，城市化进程中止。
也就是同一时期，来自浙南的一支野蛮民族再次洗劫了太湖地区，将造律台人赶出了苏南、浙北一带。此后，太湖地区陷入了长时间的文化空白和衰落——城市不复存在、玉器不再制作、贵族们的生活方式也被摒弃。太湖地区重新回归到质朴的乡村生活和原始的等级秩序。曾经昌盛一时的良渚古国，被永久地遗忘了。直到20世纪，通过考古学家们的努力，先民们的伟大业绩才再次为子孙们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