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和马衡先后撰写了《简牍检署考》、《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两文，对简牍乃至帛书的形制多所论证。由于此后特别是近年来简牍实物的不断发现，王、马两先生的考证大多得到了证明，而其中的小疵微瑕，也有了补正的依据。
用竹制简，首先须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后刮削修治成狭长条的简片，亦即古书中所谓“截竹为筒，破以为碟”（《论衡·量知》）。简原有青皮的一面称为“蔑青”，另一面称为“蔑黄”，文字一般写在“蔑黄”的一面。新竹水分多，易朽烂变形，所以还必须烘干水分，这叫“汗青”、“汗简”，也叫“杀青”。东汉应劭《风俗通》说：“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蠢，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日杀，亦治也”。（《太平御览》卷六六。引）“杀青”后的简，就可用来写字了，所以后人常用作书籍的代称，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后来人们写定书稿，也称为“杀青”。在干燥少竹之地，常用木材制简。上世纪末以来，人们在新疆南部、甘肃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多次发现西汉至东晋时期的木简。制简所用木材，多半是白杨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质软，易于吸收墨汁，制作方法大体与制竹简相似。
把单根的简编连起来，就是“册”，古书里也常写作“策”。参考《说文》所说，“册”字“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可以知道，上下二道编，是古人编册常用的方式。如果竹木简册较长，也有用三道编、四道编甚至五道编的。简上的文字，经常是先将空白简编连成册，然后书写。《后汉书·周磐传》就说：“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已经发现的竹木简册，许多编绳虽已朽坏，但编痕处常留有空白，正是书写时避开编绳的结果。简上的字过去传说是用漆书写的，但已出土的简册上的文字，几乎都是用毛笔蘸上墨汁书写的，证明所谓漆书写简，只不过是一种误解。过去还传说用刀在简上刻字，也是一种误传。古代有所谓“削”或“削刀”，也称“书刀”，但它用来删改文字，而不是用来刻字的。汉代刘熙《释名·释兵》说：“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谓“刊削”，指简上文字如有错谬需要改动时，用书刀刮削，以补写新字。所以《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唐颜师古说：“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也。”（《汉书·礼乐志》颜《注》）
版牍是与简册形制不同的书写材料，由长方形木板制成，两面削治平滑，以供书写。文献中或称为“版”（也写作“板”），或称为“牍”。《论衡·量知》说：“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另有一种三尺（指汉尺）长牍，也称为“椠’。据王国维考证，秦汉以来的版牍，除三尺之椠外，最长的为汉尺二尺，其次为一尺五寸，再其次为一尺，最短的五寸。版牍，一般不用于抄写书籍，而用于公私文书或信件。二尺之牍，用以写檄书诏令；一尺五寸的牍多为传信公文；一尺牍多用以写书信，所以书信古称“尺牍”；五寸牍多为通行证，是通过关卡哨所的凭证。出土的实物证明王国维的考证大体是正确的。如云梦睡虎地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是战国末年秦军中黑夫、惊二人所写的家信，一件残缺，另一件全长23．1厘米，大致相当汉尺一尺。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秦牍，有墨书文字的一件，正面是以秦王诏令形式颁布的《更修田律》，背面记不除道日于支，长46厘米，约合汉尺二尺。由于版牍较宽，比起狭长的简，更适于作图，所以古代的地图常常画在版读上。后来人称标明国家领土区域的地图为“版图”，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