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康有为的大弟子，罗瘿公早年以诗文与陈散原、樊樊山等齐名当世。其后也曾撰写历史笔记，他所写的《太平天国战记》、《庚子国变记》等，宛如一部满清衰亡史。因为多是其亲历亲闻，且偏重于史事而非逸闻，故颇为后世所推崇。
按照民国诗人黄秋岳说法，罗瘿公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是“听曲之余，深夜所草”。
只是，当时的“粉丝”不能像今天的追星者那样正大光明。尤其是文人流连歌场，“时人多讥之”。
台湾早年出版的《徐悲鸿》一书中，对徐悲鸿与罗瘿公的交往，就有这样的叙述：“1918年，徐悲鸿经康有为介绍，到北平去找康的大弟子罗瘿公……罗瘿公当时即以捧戏子出名，徐悲鸿寄食他的门下，自然也要跟着混进这一腐败没落的圈子。徐悲鸿曾经为梅兰芳画过一张《天女散花图》，罗瘿公还为此题诗“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在作者眼中，“这是标准无聊文人的趣味。”
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梁燕认为，对于罗瘿公之爱戏，在其生前，就存在误读。实际情况是，1914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说法甚嚣尘上，时任总统府秘书的罗瘿公虽与袁氏有旧，却不肯附逆。因此他才辞官避居在广州会馆中，每日纵情诗酒，流连戏园。其好友黄晦闻曾多次为此加以规劝，而罗瘿公也只在这位老朋友面前吐露过实情，“吾欲以无聊疏脱自暴于时，故借一途以自托，使世***讪笑之。”
在梁燕看来，罗瘿公佯狂而歌，实为避祸。
只是大多数时候，“佯狂难免假成真”。罗瘿公在一次堂会上见到了年仅12岁的程砚秋，便认定是“继梅郎之后”难得的人才。后来，程砚秋出现“倒仓”(青春期变声)，仍须为师父赴沪演戏。罗瘿公遂筹款将其赎出师门，亲自为其编排课程，延师督教。如前所述，罗瘿公刻意安排徐悲鸿给画《天女散花图》，实际上是为程砚秋拜梅兰芳为师而准备的拜师礼。
自此，罗瘿公之爱戏，由“避祸”转变为真正的“痴迷”，甚至亲自为程砚秋编撰了《青霜剑》《金锁记》等12个剧本。罗瘿公曾向友人剖白心迹，“吾既不能囚匡天下，仅藉此一糜心力，亦当引之(指程砚秋)于正道。”
早年，程砚秋去王瑶卿家学戏，路上要经过八大胡同(旧时北平烟花之地)。罗瘿公嘱咐他，经煤市街进大马神庙东口，宁可绕道也不要从那走。于是，程砚秋每天都多走两里路。
后来，程砚秋染上好赌的陋习。有一次打牌输去600大洋，重病缠身的罗瘿公听说之后痛心疾首。于是“至彼处，将各牌及一切博具均搜出，并不与之说明。”后来程砚秋打电话给罗瘿公，决弃“竹战”，再不复赌。
罗瘿公晚年把心力都花在程砚秋身上，颇有几分教父的意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功成名就的程砚秋会发出“程有今日，罗当首功”的慨叹。
不愿为官的罗瘿公，晚景凄凉，可他还惦记着听曲。去世前那年岁末，他拜访老友黄晦闻时，言道：“吾度日之资今日只余一金耳，以易铜币百数十枚，实囊中不复听歌钱也。”
年后，罗瘿公去世。其生前饱受非议，死后，朋辈师友的悼亡诗中有不少言及程砚秋，也是讽喻的意味居多。倒是程砚秋的挽联因朴实真挚而传诵一时：“当年孤子飘零，畴实生成，岂惟末艺微名，胥公所赐；从此长城失恃，自伤孺弱，每念篝灯制曲，无泪可挥。”
3年后，年仅23岁的程砚秋与老师梅兰芳并列为四大名旦。时人评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程砚秋则恂恂如书生。”如此形容，多指程砚秋受罗瘿公熏陶，气质自化。
再后，日寇攻占北平，“宁死枪下，也不为日本人唱戏”的程砚秋归隐西山，务农自遣。后人由此感叹，在这个有着“冰雪之操”的艺人身上，仍保留着文人罗瘿公的风骨。 在清末民初的北京，顺德罗瘿公是无人不知的大名士。其人精书法，善诗词，能饮酒，喜交游，乐助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寒士，大凡才通风雅者，都有他的好朋友。在《鲁迅全集》中，就有“写字找罗瘿公，写诗找黄晦闻”的说法。
但罗程之间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的资助，更多的像是剧作家和演员、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程砚秋后来能够以“四大名旦”之一而名满天下，罗瘿公在其中可谓是功不可没。早年，程砚秋卖身荣蝶仙门下学戏，才资优异，13岁即成名角。但不幸的是，在发育期程砚秋的嗓音发生了“倒嗓”，而师傅兼老板荣蝶仙仍强迫程赴上海演出，眼看一个很有前途的艺术生命就要毁于一旦。当时的京城名士罗瘿公很是欣赏程砚秋，于是将程从荣家赎身出师，并亲自教程砚秋识字、读诗、练习书法，帮助指导程养嗓练功，又请名师王瑶卿、阎岚秋、乔惠兰、张云卿等教程京剧、昆曲、武功。两年后，程砚秋不仅嗓音恢复，而且创造出程派新腔，风靡一时。罗瘿公不仅极力为程捧场，并且亲自动笔，编写出多种适合程砚秋演唱的京剧剧本，如《龙马姻缘》、《梨花记》、《花舫缘》、《红拂传》、《玉镜台》、《风流棒》、《鸳鸯冢》、《赚文娟》、《玉狮坠》、《孔雀屏》、《青霜剑》、《金锁记》等，多数为程砚秋早年常演剧目。
罗瘿公生于顺德大良一个仕宦世家，名惇曧，字孝遹，号以行，又号瘿庵，晚号瘿公。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万木草堂，与陈千秋、梁启超等同为康有为弟子。后转到广雅书院，才华受广东学政张百熙（戊戌因为举荐康有为获罪）的赏识。1899年27岁时获选优贡保送上京，入国子监深造。33岁应考经济特科（清末朝廷用以选拔“洞达中外事务”人才的特设科目），成绩优秀，获授邮传部司官。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袁世凯称帝前夕，瘿公退出官场，卖文卖字为生。1924年深秋辞世，年仅52岁。病笃前，立下遗嘱不许家人把自己生平所任官职写入墓志铭，墓碑只写“诗人罗瘿公之墓”。
瘿公晚年贫困潦倒，后事由义子兼学生程砚秋独力料理承担。据说瘿公希望死后墓碑由陈散原书写，于是程砚秋于罗死后第二年，前往拜见散原老人，乞书“诗人罗瘿公之墓”七字，并酬以润笔五百金，散原老人感其风谊，拒收润金并赠诗一首：“湖曲犹留病起身，日飘咳唾杂流尘。斯须培我凌云气，屋底初看绝代人。绝耳秦青暗断肠，故人题品费思量。终存风谊全生死，为放西山涕数行。”所记即为罗程的一段情谊，谁又堪说戏子无情！
后人常记瘿公菊园之事，却不知才华横溢，诗词书法，历史掌故，无所不通。罗瘿公被称为晚清名士，与其学识广博，多才多艺是分不开的。他精通京剧门径，善于编剧度曲，现存的《菊部丛谈》，不仅是介绍京剧变迁和艺人生活的随笔结集，对京剧研究也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而瘿公本人最重视的，还在于诗歌。他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与梁鼎芬、黄节、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有《瘿庵诗集》行世。他的诗早年学李商隐，后来又参以白居易和陆游的风格，造境冲淡潇洒，别具韵致。
其书法，亦负重名，字体从唐人碑帖化出，参以宋人米芾的神韵，劲气内敛，章法、行气雄阔不羁，一反长期流行的“馆阁体”拘谨呆板的书风，深受艺界爱重。齐白石诗句“天马无羁勒，惊蛇入草芜”，正生动形象地道出瘿公行草的特色。
瘿公还留心搜集辑存当代史料。他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报》上开设一个专栏，发表有关近世掌故的文字。专著《庚子国变记》、《德宗承统私记》、《中日兵事本末》、《割台湾记》、《拳变余闻》、《中俄伊犁交涉始末》、《太平天国战纪》等，均以文笔雅洁、材料翔实、论说清晰著称，如今均收入这本笔记，且受到近代史研究学者的重视。瘿公笔记偏重于史事而不是逸闻趣事，所述大多为晚清的国变余闻，多为其亲历亲闻，因而出语沉痛，特别《太平天国战记》、《庚子国变记》、《割台记》《拳变余闻》诸篇，简直就是一部满清衰亡史。
瘿公性情风雅，性喜交游，到北京后，才艺很快脱颖而出，誉满京华，其长年出入名流聚会场所，人称“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他无分贵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特别热心扶持青年才俊，时人有“名士经纪”之誉。除了程砚秋，齐白石与徐悲鸿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齐白石民国初年由湖南入京，知名度还不高，瘿公十分欣赏他的画艺，缔结为知交，四处代为扬名，并经常为白石的画作题诗。在题白石花鸟画册的诗中，有“青藤雪个皆神笔，三百年还见此人”之句，比之为徐渭和八大山人，备极推崇。齐白石亦赞其书法，在《得瘿公所书扇面喜赋》中写道：“破愁开口笑，喜得故人书。天马无羁勒，惊蛇入草芜。”罗、齐二人的交游，也算得近代艺术史的一段佳话。
徐悲鸿22岁时，持康有为的荐信到北京求助，瘿公见起画作，大为赞赏，立即致函教育总长傅增湘，称道徐为可造之材，建议批准他官费留学法国。傅增湘相信瘿公的眼力，亦深谙其爱才如命的性格，亲自接见了徐悲鸿，经考核后同意了徐的申请。在徐悲鸿留京等候出国期间，瘿公还经常邀请他听戏谈艺，并作诗为他扬名。
民国后，瘿公耻称遗老，虽与袁世凯是旧交，但绝不肯在北洋正式为官，只是做做参议、秘书，拿拿干薪而已，最后穷困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