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这个作物品种究竟是从哪年传入中国的，此前多有笼统说法。但是，从中国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大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的作品中，可以获知，红薯被确认进入中国的时间，是1593年。 被当时人们誉为“国宝”级人物的郭沫若，在1963年特为红薯写过一首、近日还为有关报纸转载的词，《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百七十年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45年前郭沫若大师的这首“满江红”赞红薯的词，既是一首红薯和引进者陈振龙的颂歌史诗，又是红薯传入中国后迅速种遍全国、贡献极大的概括。 1593年这一年，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100年后的第二年。按中国地方史料换算推断，红薯品种进入中国就是1593年。不过按中国地方史料换算推断，进入中国就是1593年。 甘薯(因甜得名)、白薯、番薯、红苕、地瓜等，都是红薯的别称。中国不同地区对红薯有不同的叫法，这同东北人称马铃薯为“土豆”类似。 红薯原产于南美的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一带，随着各国早期探险和经商先人的洲际往来，红薯走出其故乡，到欧洲非洲亚洲等有人类的居住地拓展。 传入中国时，正是明代万历年间。我国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现为菲律宾的吕宋岛经商，发现了红薯不仅产量高，而且美味可口，便要引种回国。但当地有严厉的禁止带出法令。于是陈振龙便和儿子陈经纶向当地百姓学习栽种方法，终于在1593年巧妙地将“薯芽”绞于缆绳之内秘密带回国内。这就是郭沫若“满江红”词中的“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 回国时，正逢当地冬麦歉收，春天大旱。于是夏日播种，秋获丰收，而后红薯这一珍贵品种，则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在中国广泛种植，遍及各地。像永远不停的春风，造福华夏亿万儿女。 红薯的生命力极强，不管是山岗还是沙石土，红薯对土地的钟情程度，达到了不分贫富的境界。除个别海拔特高的地方外，全国都是生产红薯的好地方。 红薯在中国发展的神速，最重要的是“民以食为天”的需要——解决温饱和救命。 众所周知，旧中国，和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老百姓多过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生活，如果遇上动乱和外族入侵，或遇上大的天灾，饿死者历代都无计其数。 唐代诗圣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还有唐代诗人李绅“悯农”二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中国的唐代，尚且如此，足以说明古时广大劳动人民不仅艰辛，种田者被饿死，司空见惯。 特别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内，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到日本大举侵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上述惨状更有过之。此间，红薯就成了人们解决饥饿的一大作物品种。“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戏剧台词，说明红薯的普及广泛。当然，红薯和薯类也是中国红色根据地和红军长征、八路军壮大、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军粮品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