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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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诗经－毛诗序- -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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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②，后妃之德也③，风之始也④，所以风天下⑤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⑥，用之邦国焉⑦。风，风也，教也；风以动⑧之，教以化⑨之。
①毛诗序：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苌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汉代未立官学，毛诗汉末兴盛，取代三家而独传于世。毛诗于古《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总序。
②《关睢》：《诗经·国风·周南》第一首诗的篇名。
③后妃之德也：后妃，天子之妻，旧说指周文王妃太姒。此处说《关雎》是称颂后妃美德的。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性行合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这种解释其实是牵强附会的。汉儒往往如此。
④风之始也：本指《关雎》为《诗经》的国风之首之意。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这是有违原意的，但汉人往往从教化的角度对诗句作牵强乃至歪曲的解释。
⑤风：读去声，用作动词，教化之意。
⑥用之乡人焉：相传古代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乡人”，指百姓。《礼记·乡饮酒礼》载：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合乐。所以《正义》释“用之乡人”为“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
⑦用之邦国焉：《仪礼·燕礼》载：诸侯行燕礼饮燕其臣子宾客时，歌乡乐《关雎》、《葛覃》等。故《正义》释为“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
⑧动：感动。
⑨化：感化。
诗者，志之所之也①，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
①志之所之：之，《说文》释为“出也”；句意诗乃由
志而产生。
②“情动于中”以下五句：意指心中有情感而后用语言传达出来；意犹未尽，则继之以咨嗟叹息；再有不足，则继之以永歌、手舞足蹈。“永歌”，引声长歌。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①。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②；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③。先王以是经④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①声成文谓之音：声，指宫、商、角、徵、羽；文，由五声和合而成的曲调；将五声合成为调，即为“音”。
②乖：反常。
③莫近于诗：莫过于诗。指诗最具有“正得失”等之功能。
④经：常道，用作动词，意为使归于正道。
故诗有六义①焉：一曰风②，二曰赋③，三曰比④，四曰兴⑤，五曰雅⑥，六曰颂⑦。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⑧上。主文而谲谏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⑩作矣。国史⑾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⑿；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⒁。是谓四始⒂，诗之至也⒃。
①六义：《诗序》“六义”说源于《周礼》“六诗”，《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因对诗与乐的关系理解有异，故二者次序有别。《正义》释“六义”为：“赋、比、兴是《诗》之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对于“六义”，至今尚有不同的理解。
②风：与“雅”、“颂”为一组范畴，指《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据下文的解释，同时又含有风化、讽刺之义。
③赋：与“比”、“兴”为一组范畴，指《诗经》的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郑玄注《周礼·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诗经集传》说：“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④比：比喻手法。郑玄《周礼·太师》注：“比者，比方于物也。”朱熹《诗经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⑤兴：起的意思，指具有发端作用的手法。朱熹《诗经集传》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发端有时兼有比喻的作用，有时只为音律上的需要，而无关乎意义。古代“兴”义幽微，历来理解颇多分歧。
⑥雅：指雅诗。据下文的解释，有正的意义，谈王政之兴废。大小雅的配乐，时称正声。粱启超《释四诗名义》说：“‘雅’与‘夏’古字通，……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⑦颂：指颂诗。据下文的解释，有形容之意，即借着舞蹈表现诗歌的情态。清阮元《释颂》认为颂即舞诗。
⑧刺：讽刺。
⑨主文而谲谏：郑玄注：“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此言当其“刺”时，合于宫商相应之文，并以婉约的言辞进行谏劝，而不直言君王之过失。
⑩变风变雅：变，指时世由盛变衰，即“王道衰、礼义废”等；变风，指邶风以下十三国风；变雅，大雅中《中劳》以后的诗，小雅中《六月》以后的诗。二者虽有个别例外，但变风变雅大多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相当于上文的所说“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⑾国史：王室的史官。《正义》引郑玄言：“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
⑿“是以……谓之风”：这句是对“风”的解释。“一国”，指诸侯之国，与下文“雅”之所言“天下”有别，表明“风”的地方性；“一人”，指作诗之人。《正义》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⒀“言天下”至“谓之雅”句：这是对“雅”的解释。《正义》说：“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
⒁“颂者”句：这句是对“颂”的解释。形容，形状容貌。此句说“颂”是祭祀时赞美君王功德的诗乐。
⒂四始：《正义》引郑玄言：“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毛诗序》开头说《关雎》“风之始也”，实袭《史记》。
⒃诗之至也：诗之义理尽于此。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①。南，言化自北而南也②。《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③。《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④。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⑤。是《关雎》之义也。
①“然则《关雎》”数句：《麟趾》，即《麟之趾》，是《国风·周南》的最后诗篇。《正义》说：“《关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
②“南，言化”句：这句解释《周南》之“南”的含义。《正义》说：“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于南方故也。”《毛传》也说：“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
③“《鹊巢》《驺虞》”句：《鹊巢》是《国风·召南》的首篇，《驺虞》是其末篇。《正义》说：“《鹊巢》《驺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故系之召公。”
④“《周南》《召南》”句：《周南》，《国风》的第一部分，***计十一篇；《召南》次《周南》之后，计十四篇。《正义》说：“《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诗，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
⑤“是以《关雎》”句：这句是揭示《关雎》的主题。《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处所言即本于孔子的观点。
（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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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毛诗序》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毛诗序》出于汉儒之手，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融洽的，因而“诗言志”正逐渐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而被经学化。不仅如此，《毛诗序》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比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表述，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毛诗序》认为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抒情之说，早先主要用在乐论之中，序文关于抒情观点的表述可以说袭自《荀子·乐论》或《礼记·乐记》。可知，序文的诗论中还留着许多乐论的因素，是因为它仍然是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正因如此，《毛诗序》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
其次，《诗大序》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序文已认识到这种教化作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不过，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与序文的观点是相通的。
再次，序文提出的“六义”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后人对“六义”的具体解释不同，却大体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而赋、比、兴是诗的写作手法。文中没有对赋、比、兴作具体的解释，却为后来的诗歌刨作论提供了极富启示性的一组范畴。序文对风、雅、颂作了重点阐发，其间所贯穿的浓厚的政教意味与全篇的基调是一致的。文中提出“主文而谲谏”，要求诗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这显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另一种表述。不过，这一要求与艺术创作要求委婉含蓄却有相通之处。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在指出诗歌的抒情特征时，更进一步要求情感抒发严格接受儒家道德教义的规范。这一观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也很复杂。
总之，《诗大序》不仅仅是一种总结，对后来文学观念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复杂，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毕竟构成了儒家诗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转自：/Article/scll/shch/200504/20050424150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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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集·卷八十三·杂歌谣辞一
《乐府诗集》卷八十三 杂歌谣辞一
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此歌之善也。《宋书·乐志》曰：“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於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於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去而馀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鲁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歌也。《尔雅》曰：‘徒歌谓之谣。’”《广雅》曰：“声比於琴瑟曰歌。”《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阳陵》《白露》《朝日》《鱼丽》《白水》《白雪》《江南》《阳春》《淮南》《驾辩》《渌水》《阳阿》《采菱》《下里巴人》，又有长歌、短歌、雅歌、缓歌、浩歌、放歌、怨歌、劳歌等行。汉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讴谣。而吴歌杂曲，始亦徒歌，复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自晋已后不复传，遂绝。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郸歌》之类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类是也；有伤时而作者，微子《麦秀歌》之类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张衡《同声歌》之类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项籍以穷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虽所遇不同，至於发乎其情则一也。历世已来，歌讴杂出。令并采录，且以谣谶系其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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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正义》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又曰“言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初言之时，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嗟叹之犹嫌不足，故长引声而歌之，长歌之犹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为心使，不自觉知，举手而舞身，动足而蹈地，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愤，故为诗必长歌也。”《诗大序》谓诗产生在歌与舞蹈之前，是有其事实依据的，我们从《诗经》中即可看出这一倾向：《召南·江有汜》：“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起初仅为音声之啸，后变化为有词义之歌。《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之不顾，颠倒思予。”用歌讯问之，其有词义可知。《大雅·卷阿》：“来游来歌，以矢其音。”“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毛诗序·关雎》：“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将诗与歌通过音联系起来（《说文》音部：“声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征羽，声也；丝竹匏土革木，音也。”）以歌言志。《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哀者，即志意有所不适。《正义》谓“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志意之所之适为诗，志意所不能适亦诗也！
《汉书·艺文志》：“《书》曰：‘诗言志，哥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哥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哥。”诵与歌不同。《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谓其读诗之音，如清风之养万物然。又《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则其诗之意甚美大矣。《汉书·艺文志》又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乃后起文体，能诵而不能歌，若诗者，三代之后多能歌焉。《白虎通德论·礼乐》：“乐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书》曰：前歌后舞。”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郑玄注：“三者本志也、声也、容也，言无此本于内，则不能为乐也。”孔颖达疏：“三者，谓志也，声也，容也。容从声生，声从志起，志从心发，三者相因，原本从心而来，故云本于心。先心而后志，先志而后声，先声而后舞，声须合于宫商，舞须应于节奏，乃成于乐。是故然后乐器从之也。”孙希旦《集解》：“诗也，歌也，舞也，三者合而为乐，而其本则在乎心之德也。德具于心，发而为三者，而后乐器从而播之。”在这里应当注意诗、歌、舞与乐之间的关系，心怀斯志，志发为诗，诗而能歌，歌而入乐，乐以伴舞，诗乃艺术之源，后起之艺术形式若无诗以持之则不成其为艺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