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散文网 - 中秋的诗句 - 苏轼的仕途及其诗词(一)

苏轼的仕途及其诗词(一)

(本文素材来源于《苏东坡新传》。权当资料整理,以备日后记诵查阅。)

苏轼第一次做官,是去凤翔做签书判官。与弟弟分别的时候,苏轼止不住落泪,在马上写了一首诗,寄给苏辙: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去凤翔做官,有马梦得同行。

有一天,苏轼去找马梦得,马梦得没有在家。苏轼随手抓起笔来在他书斋壁上,题了杜甫《秋雨叹》的三首之一。那首诗是以资质明丽的决明草,将在风雨中随百草一同烂死,用来比喻书生的命运,感慨最深的一章: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者无意,读者有心,马梦得看了,决心不做这终身坐冷板凳的学官,宁愿跟从苏轼到凤翔府去做幕僚。

在凤翔期间,苏轼趁着新年假期,游山玩水,访古、读画、写诗,这才是他的兴趣。

所幸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与弟辙虽然远别,但是还可通信。“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苏轼《次韵子由辛丑除日见寄》

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

方愁后会远,未暇忧岁夕。

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

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念为儿童岁,屈指已成昔。

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释。

感时嗟事变,所得不偿失。

府卒来驱傩,矍铄惊远客。

愁来岂有魔,烦汝为攘磔。

寒梅与冻杏,嫩萼初似麦。

攀条为惆怅,玉蕊何时折。

不忧春艳晚,行见弃夏核。

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

胡为独多感,不见膏自炙。

诗来苦相宽,子意远可射。

依依见其面,疑子在咫尺。

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

北池近所凿,中有汧水碧。

临池饮美酒,尚可消永日。

但恐诗力弱,斗健未免馘。

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

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三月,因久旱不雨,苏轼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宫。数日后,虽有小雨,但是百姓认为不够,于是,再陪宋太守亲往祭祷,回程路上,便见道中有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而至车座左右,苏轼一时好奇心起,作《攓云篇》。

不久,大雨倾盆,老百姓奔跃欢呼,垂枯的小麦生气洋溢。苏轼以北亭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记》。

重九之日,他不愿参加群官欢聚的“府会”,独自一人跑到东门外的普门寺去玩,怀乡念弟,心情郁闷。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

宋代? 苏轼

岐阳九月天微雪,已作萧条岁暮心。

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无事屋庐深。

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

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

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

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

苏辙不愿去商州赴任,苏轼作诗安慰道: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

 著书多暇真良计,従宦无功谩去乡。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近従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章子,惇也。

 )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

 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

 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自秋到冬,苏轼身体一直不好,十一月间,大雪数日,索性赖在床上不起来,年前年后,怀念故乡,作《馈岁》《别岁》《守岁》及《和子由踏青》《蚕市》诸诗。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少体弱,时方卧疾,由光献太后曹氏权同处分国事。

陈贤亮来凤翔任太守。嫌一个差役称呼苏轼为“苏贤良”,居然把那吏役打了板子,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陈贤亮也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陈希亮竟然抓住苏轼的小毛病上本弹劾他,朝廷下旨罚铜八斤。很久之后苏轼才知道,陈希亮是为了让他厚积薄发,不要因年少轻狂误事。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返京,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旋奉诏命,差判登闻鼓院。

苏轼作《夜值秘阁呈王敏甫》诗,一时也颇有些许富贵气象:

蓬瀛宫阙隔埃氛,帝乐天香似许闻。

瓦弄寒晖鸳卧月,楼生晴霭凤盘云。

***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藏书)。

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谩移文。

至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忽又逢丧妻之痛。夫人王弗时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

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

十年后,苏轼梦见王弗,作《江城子》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距妻亡十一个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苏轼苏辙回乡安父,父辈蔡褒在他纱縠行的老宅中为种荔树一棵,说待荔树长大,望能见他回来。

但是苏轼此去,过了二十二年,他还在杭州任上,不能还乡,《寄蔡子华》诗,无限惆怅: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在。

莫従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正式即位。

神宗对于当时的保守政风及那些老成的旧臣,本不满意,一听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新论,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刘备之见孔明,君臣遇合,如鱼得水。

从此,神宗只听王安石一人。

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执政,御史中丞吕诲首先发难,上书弹劾王安石。当时司马光还说他:“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将败国事。”

结果,王安石上任以后,果然固执己见,力排众议,大力推行变法新政。按理说,王安石变法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措施。问题在于操之过急。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

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事,他都轻予放弃。

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们都说,王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宁变法的失败,这是最大的症结。

王安石变法,诸多元老旧臣如张方平、范镇、富弼、司马光等公然反对。苏轼也不赞同。

因为苏轼为学,基于传统的儒学,比较守旧,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认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过用以矫治而已,所以道德与政治必须相辅而行,才成治道。

苏轼曾经上书神宗,给变法扣上了一顶道德风俗的大帽子: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

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又道: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

把矛头直指主张变法的王安石。

苏轼,对于法家的抨击更为激烈,在凤翔作《石鼓歌》,初见端倪,《志林》中有一节,“商鞅用于秦”,更说:“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因为苏轼才动四方,言辞愤激,所以,王安石认为,反对派都是苏轼挑动起来的。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所以,神宗本有意起用苏轼,在与王安石商议时,都被王安石否定了。可以说,苏轼以文章闻名于世,也是毁在文章上面!

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不忍亲见这样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坚,于是到陈州任职。跟神宗告别时,神宗还问:“能复稍留乎?”对曰:“退即行矣。”

方平辟苏辙为陈州学官,二月,辙亦离京,苏轼更是孤单,后作《次韵子由初到陈州见寄》诗:

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

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

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

苏轼是个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对如此的政事,不堪满怀失望,但也无处诉说,就又常常怀念故乡的祖宗坟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还乡之梦。

钱藻,字醇老,杭州钱武肃王的后裔,为人清谨寡过,治事简静,人称长者,以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金华)。苏轼很羡慕他得遂所愿,避开这变乱嚣杂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远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长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鞭笞老百姓为专职了。诗曰:

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

吾君方急贤,日旰坐迩英。

黄金招乐毅,白璧赐虞卿。

子不少自贬,陈义空峥嵘。

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搒。

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

刘攽,字贡父,与苏轼往来密切,非常交好,他上书劝王安石停止变法,历史上皇甫镈、裴延龄之聚敛,商鞅、张汤的变法,没有一个人是有好下场的。安石大怒,斥为泰州(今江苏泰州)通判。苏轼作诗送行,便劝他少说话,多饮酒:

《送刘分攵倅海陵》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

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几时回。

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

这首诗,显然是对言论获谴,提出抗议,当时即被众所传诵。苏轼后与刘攽在扬州重遇,又作诗曰:

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刘贡父

宋 · 苏轼

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如今各漂泊,笔砚谁能弄。

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诗聊遣意,老大慵讥讽。

夫子少年时,雄辩轻子贡。尔来再伤弓,戢翼念前痛。

广陵三日饮,相对怳如梦。况逢贤主人,白酒泼春瓮。

竹西已挥手,湾口犹屡送。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

苏轼没想到的是,这些诗均是祸根。

早几年,有件司法案子在朝堂上引发争议。登州太守许遵(仲涂)上奏一个案子,登州有个妇人阿云打伤她的丈夫,因为她过后主动自首,所以奏请免除对她的刑罚。

王安石当时为翰林学士,帝命与司马光合议。王安石主认为许遵说的对,司马光则持异议,认为妻子伤夫,悖逆伦常,不可轻减。当时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马光的看法,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从法的立场考虑,也支持司马光。

拖了些日子,王安石任丞相,催促结案。于是就放了那个妇人。当初所有反对王安石的,都因此受到牵连。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都被贬外放,蔡冠卿知饶州。

苏轼一向与刚强有骨力的蔡冠卿交好,作诗送别:

《送蔡冠卿知饶州》

宋代? 苏轼

吾观蔡子与人游,掀豗笑语无不可。

平时倜傥不惊俗,临事迂阔乃过我。

横前坑阱众所畏,布路金珠谁不裹。

尔来变化惊何速,昔号刚强今亦颇。

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柁。

莫嗟天骥逐羸牛,欲试良玉须猛火。

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轗轲。

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

欧阳修门下的大弟子曾巩(子固),也被贬出京城为越州通判。想当年,王安石籍籍无名,还是曾巩的举荐才得与欧阳修交往,又借助欧阳修的帮助以步步高升。

欧阳修一直求才若渴,一向大力举荐新人,也因为弟子众多,所以鱼目混杂。

比如:蒋之奇竟然诬告老师家门淫乱,使他精神上遭受莫大的打击,求为外郡,身体很坏,憔悴不堪。

再比如,现在与王安石打的火热,在新政中大红特紫的吕惠卿,当初也是欧阳修推荐给苏轼做朋友的。

这林林总总的事情,让苏轼百感交集,遂投之于笔端: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宋 · 苏轼

醉翁门下土,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昔従南方来,与翁两联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

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那因江鲙美,遽厌天庖膻。

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当时在朝堂之上,苏轼交往最多的,就是被人赞誉为“胸有成竹”的文与可。文与可性格敦厚,有一次在商议宗室袭封事时,坚持要照典礼行事,结果被降职,他就上奏请求还乡,出任蜀地陵州。苏轼作诗送行:

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而况我友似君者,素节凛凛欺霜秋。

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夺官遣去不自沉,晓梳脱发谁能收。

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君知远别怀抱恶,时遣墨君消我愁。

文与可走后,苏轼怀念着文同的静厚,《题赵屼屏风与可竹》云:

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矣。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其面目严冷,可使静险躁,厚鄙薄。今相去数千里,其诗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静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

苏轼被任为开封府推官后,办事迅捷,决断精明,在任声名很好。熙宁四年(1071)正月,宫中派出中使到开封府来传谕,要买浙江制作的元宵花灯四千余盏。低于市场价从百姓手中收购,下令百姓不得再私自买卖。

苏轼忍不住不说话,上《谏买浙灯状》:

……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

此状奏上,神宗从善如流,立即诏罢购买浙灯的前命。

苏轼听说买灯停罢,惊喜过望,北向朝廷,感动得不觉流下泪来。

凭他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这封奏章会得罪多少人。所以他也许是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黎民百姓。

于是,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撰进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略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此文洋洋洒洒,直斥王安石变法之祸。并且直指神宗之责:

自古以来,国家存亡寄托在四种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这四种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

说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神宗的宽容,都可推想得之。

早在苏轼甫登进士第时,欧阳修介绍他的门人晁端彦常劝他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