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官为最高理想,即所谓“学而优则仕”。的确,“学而优则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及价值的主要途径,问题是,他们一旦靠读书做上官以后,就进入到了沉浮的宦海之中,稍不留神就有遭遇贬谪的危险。于是,在历史上,便有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一己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就其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大唐时代,文人遭遇贬谪的现象十分普遍。贬谪诗人,来到穷荒僻远的贬所,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贫乏而导致生活的格外艰难之外,更难承受的是心灵的孤独。生长在北方的诗人,初到南方,因语言不通,常会导致与当地人的疏离和隔阂而,这种疏离和隔阂又会日益加深他们的孤独感。柳宗元所谓“异服殊音不可亲”,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心态。
作为贬谪者,他们又常常遭受社会的歧视、朋友的误解、旁人的冷落和上司的压迫,孤独之外又有深重的屈辱感。他们原本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迫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随着贬居时间的延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限的生命时光在穷乡僻壤中白白流逝,被社会抛弃以及生命被拘囚以至于渐趋荒废的怨愤便会不断强化。
于是,这些贬谪文人便将仕途的不幸转化为文学精神的升华,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他们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以此为动力而进行他们精神世界的定位与重建。
当然,不同的人格个性,面对生命的沉沦,所表现的抗争精神又不一样。所以以下,我将例举几个举足轻重的唐代贬谪诗人,试论政治贬谪生活对他们精神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所造成的影响。
一、李白:从狂放浪漫到悲愤不平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这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他在《上李邕》一诗中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以《庄子》里那搅动天海的大鹏自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受到世人嘲笑,还以孔子“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
李白长于描绘祖国大好河山,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那么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长江大河,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庐山景色: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是多么宏大的气势!真可开拓读者的心胸神臆,令人魂悸魄动,惊起长嗟。只有李白的胸怀才能装下这样的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气势!
可是,自古才子皆恃才傲物,李白亦是如此。当时,朝廷昏庸,权贵糜烂,他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李白不满这样的处境,对腐朽权贵更是鄙视轻蔑、嬉笑怒骂,因此受到了朝廷中腐朽势力的种种诋毁,终于被排挤离开长安。宦海的沉浮,仕途的失意,虽未能使怀着“上为王师,下为伯友”的李白去实现自己“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伟大抱负,却使他在诗歌的创作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就在这一时期,他满怀悲愤地写出了一系列揭露唐朝统治阶级的黑暗,表达拯物济世理想和反对黑暗现实、蔑视权贵的惊世之作。《蜀道难》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又因曾为永王李璘幕僚,受璘败牵累,以“附逆”罪名流放夜郎。李白贬谪夜郎,虽避免了在战火中的颠沛流离,却也经历了一场辗转三千里,奔波劳累,餐风露宿之苦。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夜郎的山水沉默无语,只将那一声来自山腹深处的太息淹没于长箐沟壑之中。风生水起,紫烟冲天。诗教之风,从此便深植于青翠如云的山峦,浩瀚如海的山浪之中了。一曲“夜郎天外怨寓居,明月楼中音信疏”,一支“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一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自此,李白彻底与政治绝缘。
二、王昌龄:从雄浑高远到清逸明丽
王昌龄早年多写边塞诗,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篇篇是神品,首首是战歌。尤其是王《出塞二首》(其一)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被人们誉之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全诗的主调,是最末一句表现出来的卫国豪情,悲壮浑成,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诗人从秦汉的明月关山落笔,上下千年,同此悲壮,万里征人,迄无还日,不仅写出了沉思历史时对勇于献身边关者的同情和民族自豪感,还隐含着对现实中将非其人的讽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情感,压缩在短短四句诗中,意脉细密曲折而情气疏宕俊爽,堪称大手笔。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为人,看他交的朋友就行了。王昌龄和李白、孟浩然既然都是好友,历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王昌龄肯定也是个不拘于世俗、特立特行的人,在当时也是毁谤多招。
王昌龄在长期的贬谪中,虽有凄清幽怨之情,但由于对忠信节义操守的信奉,对入世功业的坚执,以及对大道玄化的体认和世外境界的向往,使他不断地化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从而心态变得开朗而豁达,自信而超越,深情而飘逸。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借送亲友以自写胸臆,用“冰心在玉壶”自喻高洁,意蕴含蓄而风调清刚,而在唐代赠答诗中独创灵境,卓然一家。
三、韩愈:从剑拔弩张到寂寞悲凉
韩愈的仕途是不顺的,他四次应试方才取得入仕的资格,求官几乎近十年,却无一官半职,后值右升,几起几落,才得任刑部侍郎。按理说他应万分珍惜,小心谨慎少逆龙颜,但他一心为国为君“除弊事”,文章写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不管头上乌纱是否保得住,也不管项上脑袋是否有危险,终于犯了人主之怒,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贬谪到潮州,对韩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是何等的大起大落,更何况左迁途中还死了一个女儿。当他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名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奏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家何在”、“马不前”六字,流露出的是怎样的英雄失路之悲?末句“好收吾骨瘴江边”更是向侄孙交代后事,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此外,韩愈还作有一首七言绝句《湘中》,写的是“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凭借吊祭屈原来寄托失意之感,就成了迁谪诗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凭吊,反倒写无处祭奠;典故也不直接用,象末句“渔父”几乎看不出在用典。全诗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和悲凉。
四、柳宗元、刘禹锡:一生贬谪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政治遭遇十分近似,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但两人的思想性格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二人虽同经忧患,但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倔强刚猛之气,对时弊的讥弹,对新贵的嘲讽,以及傲视困苦的昂扬奋进,虽然使他屡受打击,但毕竟令心中的郁结获得宣泄与超越。柳宗元的性格比较沉郁,而对社会人事的深思敏悟,又加深了他这种性格气质,他只能将感愤时事、自伤身世的激切与愁苦,寄托在孤傲高洁、幽峭孤直的怀抱中,但是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很难超拔出来。
(一)柳宗元的怨怼忿愤
柳诗描写其贬谪中的痛苦,读来很令人震撼,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觇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苈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中以“惊风”“密雨”刻画忧患煎迫之状十分传神,这两句既可以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也深刻地传达了诗人饱受惊惧的心情,而“岭树”一联则描绘出远贬蛮荒之地的凄凉孤独。全诗被凄风苦雨、萧骚不宁的气氛所笼罩,传达出内心的“茫茫愁思”。确如沈德潜所说:“柳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二)刘禹锡的豁达明快
白居易给刘禹锡的赠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相蹉跎”之句,他认为同僚大都得以升迁,只有刘禹锡在荒寂的和州空耗光阴。显然,他是在为刘禹锡不平,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大多。”对此,刘禹锡自己却豁达得多,他在酬诗中乐观地写道: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沉舟”、“病树”,以物喻己,是他人生概括的两个物象,但诗句中却没有表露出怨尤,反而是在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人生失意和仕程失意介怀,表现为一种世事变迁和宦途谪升的豁达开朗,也一如他诗中所云,沉舟之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萌春。二十余年的谪居生活,并没有让他消沉颓伤,那是因为他亲历了人世荣辱、目睹他人宦海沉浮后早已宠辱不惊。
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刘禹锡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贬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心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就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
可见,贬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都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