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的旧上海，提到关露无人不知。她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也不错。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曾被传唱一时，“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这就是关露写的。
关露的才华有目***睹。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不参与政治，只埋头写作，也许她会留下很多感人的篇章，然而，这只能是也许。她的写作才华完全被政治生涯断送。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忽然接到上级传达的一个任务，要她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因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
任务很突然，但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关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她不得不与恋人王炳南做一个暂时的告别。
关露告别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而关露则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
握手道别时，关露的眼睛有些湿润，想着他们初见面的情景：王炳南被朋友带到关露的家里，在她那有着清香的闺房里，两人畅谈很久。王炳南经历曲折，他曾经组织农民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做过乾县第一位党支部书记，又出国留过学。关露对王炳南的经历很敬慕。
两个人可谓一见钟情。
他们都是离过婚的人，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碰上，已不再会要少年男女的那种 *** ，他们更想得到的是一种稳定的成熟的情感，让心踏实下来。
以后，他们靠书信增进着彼此心中的情意，也是这份温情，让关露在孤独的上海滩获得一丝慰藉。
王炳南是革命人士，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就这样，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
关露与组织派来的潘汉年有过如此的对话：
潘：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我不辩护。
当然，关露在说这样的话时，并没有想到此后的余生，她都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那时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观察了解动态，搜索情报。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
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在关露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夷，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
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就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之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文字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便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荣之类的谬论。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厌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都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这让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有时甚至会晕倒。如果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关露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买不起木炭，实在太冷了，关露想去卖血换木炭。去了医院，医生却没有给她抽血，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租屋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参加这个会要公布名单的，那就等于关露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所谓的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是有过犹豫的。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关露被日方分给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 *** 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她的罪名也可洗清了。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煎熬的痛苦。
关露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如果要发表文章只能重新起名字，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关露心内委屈，上面却说：你为什么不能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是准备来迎娶关露的，去向组织上汇报，组织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王炳南长期搞外事工作，群众都知道他是 *** 。如果他和关露结合，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对王炳南以后的工作也不利。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有想到，她热烈期盼的情感也成为一场幻影，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真像是一种讽刺。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诧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是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
有一段日子，关露病情非常严重，她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接受审查，八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她认为：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就如同她认定与王炳南虽然无法在一起，但王炳南是爱她的一样。她在最孤独的时候，怀里揣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有她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污浊，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 *** ，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关露同志的 *** 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这年她已经75岁，大好青春年华早已不再，陪伴她的只有病痛与孤独。没几天，关露在家里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她终于可以不被人打搅地长眠了。
关露临死前，身边只有一个大塑料娃娃，无从想象她抱着塑料娃娃有过的凄凉。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送葬的队伍远去，没有人知道关露在写诗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时的豪迈，那时她年华正好，是以男儿的胸襟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人生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