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说法众多,如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心理表现说等等。其中劳动说最为人们所认可。而诗歌又可以算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开路先锋。在人类社会出现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了口头创作的歌谣了。鲁迅先生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原因有二:其一,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其二,原始民族对于神明由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
诗歌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在《淮南子》里有过比较具体的描述: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当然,由于那时生产还处于原始阶段,语言也不发达,人们在劳动中发出的“邪许”的声音还比较单调,既没有歌词,自然也没有表达具体的思想内容,因此我们还不能认为它是真正的诗歌,只能算是原始的歌谣。
从仅仅有表声的歌谣发展到同时也表意的诗歌,这中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吕氏春秋》的《音初》篇记载了一首《候人歌》,歌词是:
候人兮猗!
可以看作是表意诗歌的一种最简单的雏形。这里的兮猗二字,如同“邪许”一样,只起表音的作用,而侯人二字,就表达了作者的一定意愿,而具有虽然简单却比较具体的思想内容了。
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多样化,诗歌的表现形式自然也更加完善,内容也更加丰富。这时期,诗歌不仅可以表达个人的的某种愿望,而且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了。《吴越春秋》里记载了一首《弹歌》,歌词是: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在这短短的八个字中,反映了原始时代我们祖先打猎的全过程和生动的场面。这首歌谣不仅内容完备,情节生动,而且句式整齐,逢双句押韵,大体具备了诗歌的一般要求。
其次,谈谈诗歌起源于宗教.在原始的歌谣,我们能找到很多祈天一类的作品,例如《礼记·郊特牲》里就记载了一篇相传是神农时伊耆氏的《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
昆虫勿作。草木归其宅。
照字面意思看来,这首歌谣显然是当时劳动人民因无力战胜水旱虫灾而向“天帝”发出的祈求,希望不要降灾祸来危害庄稼,让大家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卜辞是刻在甲骨上的殷商时代的文字,因为它是通过宗教巫术占卜吉凶祸福的,所以叫“卜辞”。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卜辞中,也有酷似诗歌一类的记录:
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几句卜辞,从内容看,不仅文字完整,而且意义非常明显。从表现形式上看,也基本上具备诗歌的形式了。如果对照一下汉代的乐府民歌《采莲曲》,就更有理由说它是一首诗了: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说诗歌起源于生产劳动,起源于宗教,并不是说这二者是相互脱离、各不相关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这样的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里所提的八阕诗歌,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是从这八部诗歌的名称来看,既直接与生产劳动有关,又跟当时的宗教迷信关系密切。 特别是“敬天常”、“依地德”这类名称的歌词,很明显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条件(如气候、土壤等)的重视,又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词的起源
诗歌发展到了唐代,无论在形式方面、思想方面、思想性和现实性方面,都产生了许多精美优秀的作品。但在这个全盛时期,诗歌又开始了新的转变,这便是词的兴起。词这个名词,是宋代才有的,在唐和五代称“曲子词”或“今曲子”、“今客曲子词”。
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历代词论家作了长期的多方面的探索和论证,由于时间久远,再由于材料的缺乏,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如果把他们的意见归纳总结,约略可以分为倚声说和诗余说两大类。
倚声说的论者,他们认为词的起源,应该根据音乐的发展变化去探索。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
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如曰贺、、,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
这就把词的兴起和音乐的发展变化直接联系起来了。此后王灼在他的“碧鸡漫志”中说:
盖自隋以来,今之所谓曲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文,其本一也。
王灼所说的曲子,既是指隋唐以来流行的燕乐。燕乐来自西域,是当时的一种新乐曲。这种乐曲的出现,配乐的曲子词,既词也产生了。
稍后胡仔在他的“苔溪渔隐从话后集”中更说:
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
朱熹在他的“语类”中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做许多泛声。后人怕失了哪泛声,逐一添一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文便是。
本人观点:这里所指的和声与泛声性质不一定全同,但在歌唱时却是为补足诗句的不足,而添加进去的,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乐谱专短曲折没有一定,若用整齐的五七言去歌唱,当然不能尽其声音之美妙,只好加添一些进去,这便产生了和声与泛声。
以上是宋人对词于音乐之间关系的种种论述。到了明清两代的许多词论家,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宋代对词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个观点,另外,他们又认为词与诗的关系很密切,提出“诗词同工而异曲,***源而分派。”例如俞彦在“爱园词话”中说:
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染溯其源流,咸自鸿蒙上古而来,如亿兆黔首,固皆神圣裔矣。则又把词与上古歌谣看为一体的。另一方面又开始认识到词于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朱彝尊在他的“群雅集序”里说“填词入调,则自开元天宝之”。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既寓马‘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祭歌”十九篇,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是把诗词同源更明确了一步,暗中也把“文源于五经”这一观点寄寓其中。后来张惠言反对朱汪二人的观点,认为“词者,盖出於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同时更进一步指出,“其缘情造端,兴於微言,以相感动. 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 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张惠言的观点,把只限于从音乐与词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之中,去找词的起源,进一步认识到寻找词的起源应该到到里巷男女宣泄男女之情,与贤人君子婉转表达出幽怨之情同等重要,比前人论词的源起进了一大步。
倚声说的论者,他们只注意到词的性质,单从先有曲谱,后依曲而为词这中创作方式,实际上便只见到以乐调为主,歌辞为辅的主从状态而没有展现词来自民间这一重要事实,所以虽提出了种种论据,始终没有找到词的真正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