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水法
唐朝的水利管理有一定的制度。在唐朝中央尚书省的工部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凡天下水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凡有溉灌者，不得与争其利；灌溉者又不得浸庐舍，坏人坟隧。仲春乃命通沟洫，立堤防，孟冬而毕”。
又设有都水监的都水使者，掌管河渠修理和灌溉事宜，“凡京畿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田，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至灌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对于渠堰管理人员的职责和考核方面，制定了比较具体、细致的规定。
唐朝还制字了关于水利的法律《水部式》，规定了关于河渠、灌溉、舟楫、桥梁以及水运等法令。《水部式》规定：“龙首、泾堰、五门、六门、升原等堰，令随近县官专知检核，仍堰别各于州县差中男二十人、匠十二人，分番看守，开闭节水。所有损坏随即修理。如破多人少，任县申州差夫相助。”“兰田新开渠每斗门置长一人，有水槽处置二人，恒令巡行。若渠堰破坏，即用随近人修理。公私材木并听运下。百姓须溉田处，令造斗门节运，勿令废运。其兰田以东先有水?者，仰?主作节水斗门，使通水过”。可见，这时对于每堰各有多少人看守，有多少人维修，如果水渠损坏了，如何去修理，由谁来支派，都规定得很清楚，可操作性很强。
对于灌溉的时间，放多少水，由谁来决定放多少水，《水部式》也作了规定：“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著斗门堰清水。恒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水雨过多，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还入清水。二月一日以前，八月三十日以后，亦任开放。泾渭二水大白渠每年京兆少君一人检校，其二水口大斗门，至浇田之时，须有开下放水多少，委当界县官***专当官司相知，量事开闭”。上述规定，对于处于干旱区半干旱区的陕西来说，能够确保适时灌溉，节约用水。
《唐律》中也有对水利的明文规定，在“失时不修堤防”条中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在“盗决堤防”条中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以法律的形式对各项违章者都有定量的处罚。
唐朝制定了比较严密的水法，这是一大进步，应当肯定。但是，制法是一回事，执法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皇帝以及皇亲国戚们是否真是严格按照水法行事，这就要看行动了。
用水力加工粮食等，到隋唐已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当时人们称之为水碓碾。既用水力推动碾?，势必要占河道。郑白渠上的碾，因为妨碍灌田，永徽年间（650-655年）毁过一次，开元年间（713-741年）毁过一次，大历年间（766-779年）又一次毁去七十余所。为什么皇帝多次下诏撤毁，而权势豪门又要一再兴修呢？原来，碾加工粮食的工效实在高，获利巨大。唐玄宗的宠信宦官高力士，在天宝初年（约742年），曾“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难怪有权势的人物竞相兴修而无法彻底禁止了。
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代时还没有堙废，仍可以溉田四万顷，但权贵豪门在堤堰上乱置碾?截断水流。唐高宗在农民的反对和臣下的请求下，“命分检渠上碾?皆拆毁了”，未几，“所毁皆复”。朝廷即不再过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贵如油的春水尽付东流。高宗没有解决，代宗命拆私碾七十余所，同样，“岁余，私制如初”。这样一件事，竟以皇帝之威而久久得不到解决！原来可以溉田四万余顷的郑、白渠，到大历时，只能溉六千二百余顷。在渠上设置碾的，都是皇亲、公主、权奸、宦官等特权人物，皇帝事实上是这些人的傀儡，听其摆布，无所作为，也不可能有较大作为。碾是权贵们增加私囊的工具，当然要使禁令成为空文，再好的法在他们那里是毫无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