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离我们已经很远很远了，这样一个时间的跨度，足以湮没无数的风流。但陶渊明这个名字还在为我们所称道，还在为我们所铭记。他只是一个贫居山野的隐士而已，但他的隐，却使他青史留名。
我并不太了解陶渊明，只是读过他的一些诗赋而已，也不敢妄加品论。但他的《五柳先生传》或者是他晚年生活最好的写照——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就是这样一个“性嗜酒，家贫”的陶渊明，却别后世诗家奉为楷模。是因为陶渊明的诗风吗？他开创的田园诗历来受到好评，但能写出这样无欲无求的诗歌也正是和他的思想有关。安贫乐道是需要勇气的，虽然，在他的那个年代，读书人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讲究放浪形骸之外，即所谓的魏晋风骨。但当一个人穷困潦倒，“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时候，“不慕荣利”“常著文章自娱”能有几人欤？但陶渊明做到了，而且是真正的躬耕自济，以文示己志。
陶渊明也读儒家的书，他的身上，充盈着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个性价值的信念，激荡着儒、道思想交融的厚重内涵。他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信条的最彻底的实践者，是文人高洁品行的万世楷模。即便是在南山下隐居，他的骨子里还是带有两样不同的个性，“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抑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怀。
他的生活的艰辛并不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操守，他的操守便是不可使自己“心为形役”。陶渊明“厌恶官场，鄙弃功名”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形成过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大济苍生”之志，决意不肯老死穷庐，曾多方谋求一种实现“猛志”的途径，也就是出仕。但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严重地阻碍了陶渊明的仕途发展。所以，他五次出仕，也只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职，前后13年时间大部分在家赋闲。这样的勉强出仕不仅对他的大志无济于事，而且使他见识了官场的龌龊和阴暗，充分地加强了他“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剧意识。于是，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天性点燃了他归隐山林的决心。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彭泽县令只是一个恰当的契机而已。
他希望的是一个桃花源似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但他知道这并不现实。而与之最相近的，无疑便是隐逸田园的生活了，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安贫的勇气。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只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劳下的闲适——但陶渊明不逃避这样的辛劳。
陶渊明将生命看得很轻，更将名利视作无物，他高喊：“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有了这样的觉悟，也让陶渊明有了乐于安贫的勇气——他满足于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存在的形式。
他也会为生计而发愁，却不会因此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