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句翻译，有些只是意译。个人看法，并不保证100%准确。内为原文，下面为译文。
心之声为言，言之中理者为文，文之有节者为诗。
心中的声音就是语言，语言中有条理的是文章，文章之中有节奏的就是诗。
故《三百篇》以来，篇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虽小夫室女之讴吟，亦与圣贤歌咏并传，凡以各言其志而已。
所以从《三百篇》以来，每篇里面没有固定的章法，每个章法里没有固定的句式，每个句式里面没有固定的文字。就算是市井闺秀的呤唱，也和圣贤的歌咏一起流传。只是因为它们各自表述了自己的意愿而已。
屈、宋变而为骚，班变而为赋。
屈原和宋玉演变出了骚体，班固又演变出了赋（字面翻译，班固只是在赋上面比较有影响）。
盖有才者以《三百篇》旧格不足以尽其才，故溢而为此，其实皆诗也。
有才能的人以《三百篇》的旧格律做诗并不能尽显他们的才气，所以别出心裁的做了变动，它们都是诗。
自《古诗十九首》以五言传，《柏梁》以七言传，於是才士专以五七言为诗。
因为《古诗十九首》以五言流传，《柏梁》以七言诗流传，于是有才之士都用五言和七言作诗。
然汉、魏以来，尚多散行，不尚对偶。
然而，汉魏以后，崇尚散句，并不崇尚对偶。
自谢灵运辈始以对属为工，已为律诗开端；沈约辈又分别四声，创为蜂腰、鹤膝诸说，而律体始备。
从谢灵运这些人开始尊崇对偶的工整，成为了律诗的开端；沈约等人又分开了四种声调，创造出了蜂腰、鹤膝等等说法，至此律诗才完善。
至唐初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於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圆之有规，方之有矩，虽圣贤复起，不能改易矣。
到了唐初，沈宋等人，追求声调这一垢病，于是五言七言律诗就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像是方和圆，都自有规矩，就算是古代圣贤复活，也不能再更改了。
盖事之出於人为者，大概日趋於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故虽出於人为，其实即天运也。
事情都是人做的，基本上是一日比一日更新，越来越精，越来越密。这本就是定律，虽然是人为，但也是发展的必然。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於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
就从唐代说起：唐刚开始时，大部分人都学习古诗，不喜欢循规蹈矩，就算是用律也多数用五言，七言用律的比较少，七言的多数是绝句，律诗还很少。
《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
……（就是白话）还不专以格律见长。
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
就是说从这些人的作品开始，精研声律。（金玉指声律）
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对属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
杜寄高、岑诗所说的“遥知对属忙”，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已经追求工整的格律了。
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
格式已经定好，就像是国法，所有的都限定在它的格式之内了。
然犹多写景，而未及於指事言情，引用典故。
然而那时的诗多是写景的，还没有借事抒情，引经具典。
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於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
杜甫因为抱负得不到施展而落寞，借作诗渡日（KILL TIME)，从此七言律诗也开始改变，不再只是写景，也抒情，也引典，七言律诗至此才别开蹊径。
其後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於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自此以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等人，更加精雕细琢，在五十六个字中（七律***7*8五十六字）尽显才能，七言律诗才成了高手和新手都用的文体，就像和日用的饮食不能分离一样。
西昆体行，益务数典，然未免伤於僻涩。
李商隐的诗，多用典故，但却显得冷僻艰涩。（西昆 指李商隐）
东坡出，又参以议论，纵横变化，不可捉摸，此又开南宋人法门，然声调风格，则去唐日远也。
到了苏东坡的时代，诗里又参杂了议论，变化繁复，难以捉摸，从此又形成了南宋人的章法，然而声律风格，已经和唐时相差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