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骠国乐》所缘之事是：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2年），今属缅甸的蛮邦骠国的太子舒难陀率歌舞乐队来朝长安，表达其父“愿为唐外臣”之意；对此，德宗自然龙心大悦，循例厚赏有加。当此“左右欢呼何翕习，皆尊德广之所及”之际，白居易偏偏不以为然，假托“击壤老农父，暗测君心独闲语”，道是：“闻君政化甚圣明，欲感人心致太平；（可是）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贞元之民若未定，骠乐虽闻君不欢。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最后，白居易自己站出来说：异域他乡的骠乐再赏心悦目也不过是一阵百无一用的喧嚣，皇上还不如听听老百姓这样的心声！
白居易说这番话的前提是：当权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君如心兮民如体，体生疾苦心惨凄，民得和平君恺悌。”君民一体，休戚相关，这是老农夫还是白居易的梦想？这是可能的吗？比如，老农夫希望自己儿孙绕膝安享天伦之乐，可是外族入侵，时常越界烧杀抢掠，皇帝不得不征兵去“自卫反击”，那么，皇上与老农的所思所想不是要发生冲突了吗？假如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番邦俯首称臣来朝岂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喜事？
是的，我知道白居易写过《新丰折臂翁》的乐府辞，谴责天宝末年权奸杨国忠征讨南诏之役。杨国忠以裙带关系位极人臣，他攻打南诏倒不是“输出革命”要改造那些南蛮子，而是想建不世之功而固不世之宠立不测之威。于是，20多万中原子弟便做了他乡之鬼，使得天下怨哭，民不聊生，安禄山有机可乘而夺取长安。这样的“开边”从孔孟就开始反对，他们提倡以德服人，使近者悦、远者徕。可是，假如杨国忠用人得当，大唐有卫青、霍去病一般的将帅，唐玄宗是不是就可以媲美汉武帝，为当今一些人所称颂了呢？汉武开边搞得民穷财尽，百姓伤亡之惨重并不比天宝年间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