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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
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
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
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
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
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
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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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研究的眼光看，《甲申三百年祭》并无多少新颖观点，学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有数篇文章重新评价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肯定其革命精神。在基本史实上，《甲申三百年祭》错误百出。
郭沫若把江湖手抄本《剿闯小史》视为史料来源，把李岩、红娘子、陈圆圆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当作确凿历史人物来写，甚至把他们写成决定李自成起义军成败的关键。郭沫若提出大量“假使”，以假设眼光看待历史，也是一种不学术的以论带史的写法。
尽管《甲申三百年祭》远不是一篇合乎治学规范的文章，但这不妨碍它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并进而成为全党整风文件。郭文的核心论题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正如国民党宣传机构所斥：意在“影射政府”。
在整篇文章中，写到李自成的段落只占很小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是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文眼”，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表现令他大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