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冲击了北宋词坛，一改以往靡艳风格。苏轼也自然成了豪放派代表人物。豪放风格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代表作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 苏东坡之所以被后世众论者尊为“豪放派”之鼻袓，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一些描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的词作，抒豪情，言壮志。确实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慷慨豪迈的气质，领词风转变之先河，如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以前的词为应歌之曲子词，多写男女相思，写花间酒下的伤别。苏轼词抒发磊落纵横豪放之襟怀，摆脱花间词婉转之态，为激越、豪放充分表现作者的人格个性。如《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 又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一股报国杀敌的豪情，热切浓烈、意气奋昂，给人一种豪气干云天的冲动感觉。苏轼一生都宦海沉浮。指点河山，兼济天下是他的理想。这种儒家最基本的处世思想，促使着他汲汲奔走于仕途之中。想当年科场得意，天子赏识，一时仕途似锦，怎不令人意气奋发？何况是“奋厉有当世志”的苏东坡，目空四海，夸口“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也是可以理解。于是“聊发少年狂”时，作一作“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放词，便也是顺理成章了。 既使是现实生活，个人悲愁，也能从个人的情感上升到理性的旷达，而非花间婉约的缠绵。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婵娟。 曾有古人论《水调歌头》：“此词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笔。” 足见对其评价之高。词中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全词通篇咏月，却又处处关合人事，充溢着浓厚的哲学意味，是一首自然与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喟作品。上片借月起兴，下片用月寄情。开篇， “明月几时有”一问，排空直入，笔力奇崛，有《天问》遗风。其下数句，笔势回折，跌宕多姿。“把酒问青天”，“今夕是何年”，又是一种对永恒存在的追寻；它说明作者在儒道的出世与入世，之间深自徘徊的困惑心态。到后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便又豁然开朗，在这永恒的时空里，人之离合与月之圆缺，自古亦然。既知此理，便不应自怨自艾，对圆月而生无谓的怅恨。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婵娟”，向世上所有遭受离别痛苦的人们，发出深深的祝愿，真是此句一出，境界自高。苏轼把词的题材取向从应歌回归到表现自我，并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题材，故苏词多为感事之作，在创作上用记实手法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使词的抒情贴近现实生活，词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题也由分离走向统一对应。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而综观宋词，浩如烟海，但占最重分量的还是那些婉约缠绵之作。这其实与词的起源和发展直接相关。词本来就是用来让歌女们吟唱的，而歌女们最爱唱的，当然是能够打动人心的缠绵悱恻之句了。因而在苏轼作词之前，宋词的词风自然是非婉约莫属了。当苏轼作词之时，柳词早已是如日中天了，有市井处便有柳词。缠绵婉约已不只是柳词的特点。而是当时宋词的总体风格了。而作为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的苏轼，却没有使自己的作品落入传统的牢笼。于是，宋词也从此踏上了革新的道路。 苏轼作词始于他的诗技较成熟时期。在词作的创作上，他结合了大量的诗歌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