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胜词典》载：“嵇康墓在安徽省涡阳县城东北30公里的嵇山南麓。嵇康（774--763），字叔夜，三国曹魏时人。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其与当世名士阮咸、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为友，常驻聚会于竹林之下，时称“竹林七贤”。因政治上拥护曹魏，反对司马氏集团篡权，为司马昭所杀。临刑前，他拒绝了二千太学生的营救，索赔琴弹了一曲已成绝响的《广陵散》。后葬于此。嵇康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称嵇中散墓，位于涡阳县石弓镇嵇山南麓（原属濉溪之临涣）。涡阳建县前属宿州。清嘉庆10年（1805），宿州知州李清玉《重修嵇康墓》碑文中说：“宿州西百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叔夜（字康）墓载在州乘”。其墓依山凿石而建，巨石封门，上覆山土，墓在山腹中，外表与山一体。现墓洞已被发现，但墓内被盗一空，只有空墓尚存。
从嵇康性格看待嵇康之死
嵇康是一个很具有性格的人，从他的诗歌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嵇康的形象。嵇康作为一个个人，但是他始终都不曾稍稍改变一下的性格，我认真地看了一下嵇康的作品，从他的言语中我看到他不羁的性格。我认为嵇康的死正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至的。
嵇康的死直接原因是他的性格。嵇康诗的风格，《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而《明诗》又说：“叔夜峻侠，故兴高而采烈。”我们注意到尽管这两者评价不尽相同，但是又应该发现惊人的相似：就是嵇康有一个的诗在《文心雕龙》和《明诗》的作者的眼中都有一个“峻”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到嵇康性格中不能容人而又不能容于人的一面。在《后汉书·朱浮传》中有这么一句话“以峻文诋之。”这句话中的“峻”是“严酷,严厉”的意思，文如其人，由此我们可以揣度出嵇康的性格中一定有很难被人接受的地方，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揣测罢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揣测幷不是没道理的。
在嵇康的《与山巨源头绝交书》中表达出他自己有九不堪的地方，其中有“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可见嵇康性格中有一种不为世所累的性格，在嵇康的眼中尘世中有太多琐事的烦扰了，而嵇康的本性中是不能忍受这样的烦扰的。而他向往的生活是忘掉世间的烦忧。嵇康《养生论》云：“萱草忘忧”。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可见嵇康性情中是无法接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他渴望的是超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如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达出来的那样“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其实他表达的意思是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时代，因为在人间就有送来迎往的忧扰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嵇康喜欢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他要过的生活是“游山泽，观鱼鸟”，幷且“心甚乐之。”他要过的这种生活完全是秉其本性行事的，不愿意稍稍地改变一下。因为是人就有生老病死的事情，在当时社会人们把送葬看成一件大事，但是嵇康却不愿意顺从世俗，可见其倔强不羁的一面了。既然不能顺从世俗，当然嵇康就希望能超脱他的那个世界——那个不能被他性情接受的世界。他渴望超脱他的那个世界，因此他“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在嵇康的眼中他是对的，他的追求秉其本性而行的信仰也是对的，即使和他的那个时代的人完全不相同，但是他只是“循性而动，不为物移”。我不由想到嵇康的观念其实和屈原是很相似的，屈原的观念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但是嵇康还是比屈原锋芒收敛许多的，《晋书·列传第十九》中有这样的描写“（康）性慎言行”。或许是他不屑和世俗交往吧。
嵇康的行为在外人看来，真的是有点怪诞的，也是不能想象的，据晋书列传第十九中记载“（康）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击水围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这种性情也就接受了，但是对于不了解他的人会是怎么看待他呢？其实嵇康还是很有才气的一个人，所以山涛就推荐他出来做官，但是按照嵇康的性情他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按照嵇康他自己的说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就因为山涛推荐他出来做官嵇康就要和山涛绝交，其实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嵇康的性格是很矛盾的，因为嵇康当初说“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自己认为最好的朋友，就因为这样就结束了来往，也可以看到嵇康是把他自己的本性看得极其重要的，不容人去干涉他追求自然，即使是自己认为最亲密的朋友。从其一生来看嵇康也算得上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说过“君子之行贤，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不论于是而后为也。”嵇康的行为不是因为按照什么现成的规矩去行事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本性。所有的这些都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体现。
正因为崇尚自然本性，所以他不愿意为世俗忧扰，而只愿意平平静静“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也正是因为这样嵇康不愿意出来做官。嵇康不愿意出来做官是他本性的一面，其实嵇康”性慎言行”，但是他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性情去行事的，只是他不愿意接触当时的统治者罢了，但是对于他身边的人，他从来就是一个性情。其实嵇康是间接死在钟会的手上的，对于嵇康的死《晋书·列传第十九》有这样的记载，："（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虎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豁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由此无疑钟会和嵇康的死有极大关系的，甚至可以说应该对嵇康的死直接负责。当然不愿意统治者服务的而又有才能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当然会引起统治者的恐慌的。一方面统治者害怕他聚众造反；另一方面这些有能力的人对于统治者的礼乐教化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是这样描述他自己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当时儒学是作为正统的思想的，公开表达自己“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发表反动言论，当时的统治者怎么能容忍违背自己推行的正统思想的人呢？因为嵇康的死也是必然的，即使没钟会的出现。但是钟会还是看到了嵇康致命的缺点，“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其实钟会和嵇康也不见得有深仇大恨的，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隔阂的。《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九十七杂录五中有这样的描写“从前主父偃一家被孙弘杀掉，嵇康被钟会诬陷致死，因此曹操劝他的儿子说：‘我对小过失也非常愤怒，你们千万不要学这一点。’你们修业进德，以中和为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眼中的嵇康一定不是一个中和的人。其实从嵇康的言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了，《晋书·列传第十九》有这样的记载：“初，康居贫，学与向秀***锻于大树之下，以自瞻给。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掇。良久会去，康谓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常人眼中这样的话有很大的挑衅性，更何况这样的话对着钟会这样的富家弟子说呢？钟会这样的富家弟子一定是心气很高的，又怎么能忍受嵇康这样的漠视的言语呢？我想也因为嵇康待人接物的这种态度埋下了了祸根。应该来说，钟会还是对嵇康很崇拜的，钟会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不如嵇康名气大，便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写好送去，到了嵇康的家门口却不敢进去，只好把文章一卷，扔进去就跑。可是这一丢进去便没有了音信。心气太高的钟会一定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因此钟会也一定不能容下嵇康的。
嵇康的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嵇康不能容于人，另一方面嵇康不能容人。并不是说嵇康心胸很狭窄，总的来说，是嵇康对天性自然的执著。对天性自然执著的嵇康必定不会很顺服地去接受儒教的教化的，对于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那个时代，必定使得统治者有消灭异己的想法。而嵇康在待人接物方面的随意的性格是促成嵇康死因的直接原因。是嵇康的性格导致嵇康的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