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有名全是酒”——苏轼与酒的不解之缘
酒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说夏禹时仪狄首先发明了造酒,但人们更熟知则是夏朝杜康造酒的传说。曹操《短歌行》中便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从此,“杜康”便成了酒的代名词。而酒从它第一次被酿造出的那一刻开始,就随着中国历史的车轮一起向前,从来未曾中断过。
我们知道,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向来是“以文取士”的。而文人又是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多半追求自由,追求人身的不羁和人格的独立。然而,在那个“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要得到自由简直就是水中捞月,镜里摘花。从另一侧面来说,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不论是以天下为己任求一世功名,还是以享乐为目的求半生富贵,总是想抓住点什么的。因此,会放不下。放不下就会痛苦。所以,古代的中国文人真正潇洒无牵挂的没有几个。
既然有痛苦就得化解啊。于是有人寄情于山水,有人归隐在田园,有人纵情在烟花巷,更多的人则是托身于一壶浊酒,借酒释胸中闷,让万事都消散在一醉中。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万斛羁愁都似雪,一壶春酒若为汤”,“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一杯酒品人生沉浮,一杯酒让劳生乐尽天真。故此,自魏晋起文人们就开始把酒与名士风度联系在了一起。从“竹林七贤”到“诗仙”李白,再到欧阳醉翁,个顶个的都是豪饮之人,喝得都沉醉不知归路了还要再干它三大杯。虽说这般喝法体现了一种人生的豪气,但于我来说,我还是喜欢那种只以把盏为乐、浅酌低饮、喝酒如品茶式的喝法,细细的,悠然的,就像苏轼。
从苏轼诗《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一句,我们可以感觉到苏轼与酒的不解之缘。“使我有名全是酒”这句话决不是夸张的,他的名篇《念奴娇.大江东去》、《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是酒后所作。酒给了东坡情思与灵感,又随血液溶入他的愁肠,化作一首首瑰丽的诗篇。
然而,苏轼可不是像刘伶、陶潜、李白那样的狂喝滥饮,他是理智的、儒雅的,定盏定量,绝不会忘乎所以。他很少醉得如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除非必不得以,才有“夜饮东坡醒复醉”。其实这都在于苏轼的酒量是极小的,往往一杯酒下肚,就已经是酒意浓浓,醉眼朦胧了。古时的文人,大都有“以文会友”的习惯。南方的文人,自由组织的文会更多。俗话说“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宴;酒中自有真情在,酒中自有肝胆照”,所以聚会必有酒。生于蜀地的东坡先生,早年便已名动京师,因此每次文会都成了主角。但是他酒量实在太小了,又疲于应付,就公开向同僚、朋友宣布自己因“少年多病”,所以养成“怯杯觞”的习惯,从来都是“饮酒不尽器”。虽然他“老来方知此味长”,但也是始终坚持不肯多饮的,只求半酣,不求一醉,即使“三年黄州城”,也不过“饮酒但饮湿”。尽管他喝的不多,但在那些“人生到处萍漂泊”的岁月里,是不可一日无酒的,酒就像“扫愁帚”,一点一点的扫去他心里的灰尘阴影,还他一片“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灵净土。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曾写道:“一提起苏东坡,在中国总是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我觉得这是因为苏轼的人格,那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我们感动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铮铮傲骨,他的豪迈放达,他的“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的宁静超然。他是值得敬佩的!他的生命本身就像酒,无论装在什么坛子里,紫砂壶也好破瓦罐也罢,都不改其内在的醇香。
“观棋不语真君子”,观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那么酒品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人格。对于苏轼来说,饮酒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他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正也。”人的生活,应以酒为命。常常等到醉得舒舒服服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道理。在苏轼看来,酒的妙理在于:可以使人飘飘乎如遗世独立,忘却烦恼;可以“座上客长满”,以酒招待朋友;可以借酒佯狂,像阮籍一样远害全身;可以醉卧龙庭,如李白般蔑视权贵。有了就酒,就有了胆量,有了“酒酣胸胆尚开张”的自由和尊严。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去凤翔三年初返京师的苏轼,和苏洵(父)、苏辙(弟弟)一起住在偏离汴京中心的南园。这时,有一位四川同族苏自之,从百里外寄送来两瓶好酒,祝贺苏轼回到京师任职。于是兄弟俩便谈论起酒来。
苏轼:“我在凤翔任职时,一次文宴会上,一些末流文士捧着韩退之的‘高士例须怜曲糵’使劲的喝酒,好像只要能喝酒就是文人学士,酒量越大诗才越大,有了太白之酒量就有了太白之诗才似的。”
苏辙:“韩退之《赠崔立之》‘高士例须怜曲糵’这句诗,我也常听人当作格言一般在宴席上吹牛。又有一次,有位自称‘汴京高士’的文人,在宴席上分韵作诗时,我们都写完了,他都早已烂醉如泥,叫他吟诗,他吟不出一句,却吐了不少酒菜,令人扫兴!如此酒徒,竟能称‘高士’?”
“我要写首诗,偏要与韩愈唱反调,我以为曲糵未必高士怜!”
韩愈说名人雅士都爱饮酒,可苏轼却不同意这种说法。天下的名人雅士各有所爱,未必都把酒曲爱怜。这就是苏轼,“江山如画,大浪淘不尽,无限英雄一点浩然气,一肚子不合时宜,长作人生逆行客”的东坡先生。
举这个例子并非说苏轼不饮酒,他只是看不惯一些人拿酒来充当名士风度,再好的酒一经他们这么喝,都给糟蹋了。他饮酒就像陶渊明弹无弦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要的只是酒中的乐趣,哪怕看人饮酒也是快乐的。
熙宁九年(1076)立春,已逾不惑之年的苏轼正在病中。早晨起来把一头蓬松的疏希而散乱的白发梳好,看见窗外已泛着新绿的树枝上,三三两两的鸟雀在相对鸣唱,好不快乐,暖暖的阳光洒落在身上,精神也为之一振。向来喜欢热闹的他,决定邀请很会饮酒的朋友赵成伯、文安国、乔禹功来家饮酒娱乐。
夜晚的室内,白蜡烛姜黄的火焰跃动着,一片温暖的明亮。苏轼杖策倚几于席间,偶尔呷一口杞菊茶,看三个朋友一杯接一杯,开怀畅饮,有说有笑。看朋友醉笑,自己也随着高兴,不禁诗兴大发,作诗曰:“老子从来兴不浅,向隅谁有满堂欢。”不知不觉,病已消了大半。
所谓诗言志,酒载情,苏轼的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借酒抒怀。无论快乐忧愁,都在那三杯两盏淡酒之中了。酒是“钓诗钩”、“扫愁帚”,世事悠悠,如浮云聚沤。昔日浚壑,今为崇丘。人生能有几度凉秋?不如呼朋唤友,持杯月下花前,休问枯荣事。
元丰三年(1086)正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全国震惊;
元丰八年(1085)暮春,宋神宗去世,五月,苏轼贬往常州;
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往惠州;
绍圣四年(1097),已62岁的苏轼,再贬至琼州。
这样的一个人,“才气如虹,寒枝不肯栖,婉约伏首却也招招来嫉恨眼。”一切都怪他才气太高了,高得让那些奸邪小人心惊,于是纷纷给他罗织罪名,欲处之而后快。他们以为这样就置东坡于死地了?
他是坦然的,“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事忙,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他是理智的,“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丘”。他虽然也有点无奈,“樽前一笑休辞却,同是天涯伤沦落”,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是恬淡的。年轻时苏轼本不愿出仕,一心想着隐居山林学道,只为父亲心志,不得不去京师投考。这一下,可以做一个闲人了,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我以为,苏轼才是真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乎的是醉了之后那种自由开阔,放达无羁的悠哉心境,没有“乌台诗案”,没有贬谪,没有“孤馆青灯,野店鸡号”,也没有对着故人思故国……只有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只有遗世独立羽化登仙。酒只是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凭借,是“好风借我力,送我上青云”的好风,而他最终要的并不是风,而是风之上的青云天。
苏轼不仅饮酒,也会酿酒,并且酿得好。贬到黄州时西蜀道士杨世昌教他酿蜜酒,在定州时独创了“中山松醪”,在惠州酿桂酒、真一仙酒,在海南儋州酿“天门冬酒”等等。东坡对酿酒总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他认为酿酒能否成功,是预示着他的命运、机遇的,所以他每一次都尤其认真,从选米到开坛,步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操作。在他酿“天门冬酒”成功的几个月后,朝廷便下旨召他回京。当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接到诏书,忍不住老泪横流。
长恨此身非我有,万事都归一梦了。人生易老,聚散苦匆匆,苏轼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背影。他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无论起或落,那些路都布满了荆棘。显然,这是很苦很苦的一条路,然而,因为有酒,那些苦味反而淡了、散了,陪伴着东坡的却是浓浓淳淳的酒香。
把酒问明月,今昔是何年?我愿斟上一杯有点涩又有点苦的“中山松醪”,敬给这位伟大的诗词文豪,说一句,有你,是中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