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活动在扬州一带的郑燮（号板桥），金农等，被人称为“扬州八怪”。“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画之中，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郑板桥在潍县署中的那首画 竹题诗，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做官者的座右铭，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板桥诞生的时候，清朝的武力征伐业已结束，他所生活的“康乾盛世”实则是一幅在繁荣背后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众生图，即奴才走狗、市侩、狂生、考据迷、理学家等混迹一堂。之前，郑板桥曾于扬州鬻画；待到罢官后，再来扬州，其画受欢迎的程度虽远非从前可比，但卖画养家糊口却是相同的。因此，他用一方“二十年前旧板桥”来表达人世瞬忽而我依然如故的感慨。既傲于自己不曾因当官而稍改自己为人的风骨，亦悲叹于自己卖画糊口终老的实际境况。
其实，板桥起于青萍之末，是很想用自己进仕机会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科举应试是彼时士子腾达的惟一途径，故尔板桥于此用心尤多，用力甚勤，一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就是他苦学历程的一个缩影。本来这样的苦苦追求，对于长于寒素之家，生于草莽之间的板桥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猛烈的追求，所寄希望越大，其失望就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当他想以寒微之躯为劳苦大众做点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现实对他的教育却是无情的。要达到在官场游刃有余的境界，除非你与大批的贪官庸官同流合污，打成一片，否则生活在官场上就于心不安。而要想救民于水火，又谈何容易？想以德泽加于民，而又不善于趋迎阿谀，溜须拍马，在官场哪有不失败的呢？板桥为官后，正是做不到糊涂圆融，常常得罪上峰，尽管他耿介地自称为“橄榄轩主人”，以放言高论、臧否人物自许，但最终就在他书写“难得糊涂”一年后而去官。鲁迅先生说，他只不过“叉手叉脚”地“表现了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而已（鲁迅《淮风月谈·难得糊涂》）。但是板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那些神出鬼没的艺术创造，竟然不如这句牢骚话能得到更广泛的响应，而被今人所青睐。
说起“难得糊涂”，还有一段神奇的来历。郑板桥在山东任上，一次游览莱州的去峰山，本想观赏其山中郑文公碑，但因盘桓已晚，便借宿于山中一茅屋，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称“糊涂老人”。主人家中陈列一方桌般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良。郑板桥大开眼界，赞叹不已。次日晨，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便于刻于砚背。郑板桥即兴题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后面盖上“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方印。因砚台大，尚有余地，板桥就请老人写上一段跋语。老人提笔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门也。”他也用一块方印，字为“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见之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隐居于此的高官。由于感慨于“糊涂老人”的命名，板桥又提笔补写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两人如遇知音，相见恨晚，遂谈文说词，畅谈人生，结为挚友。
纵观郑板桥的一生，从“一官归去来”，到“三绝诗书画”，人们可以看出，政治抱负与艺术创造，虽然所需要的素质和评价标准不同，而要将其集于一身，其难度可想可知。当官，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不惜手段地洞明人事，而且还须具备运筹于股掌之间的本领，而对艺术创作则需要一副与世无争的“在野”心态，能不时以民间的活力，作为一块浇灌自己心灵的圣地。郑板桥正因为有“一官归去来”的经历，最后才有“三绝诗书画”的收获。虽然我们不能就板桥绝大的艺术成就而感谢官场对他的“修理”，使他及早迷途知返，但官场的失败，带来了艺术的幸事，却是不争的事实。板桥的晚年生活，在他自己的《靳秋田索画》里曾作过详尽的表述：“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非以供天下人之安享也。”其实板桥作为一位狂放的文士，活在那个暗昧专制的时代，不合时宜的命运是铁定了的。他的苦处不仅在于“我于困顿已无辞”，而且还在于他的艺术创造对时代的超越性，所带来的对他无尽的误解。即使他与世俗社会妥协，且向它们投降，世俗社会仍然认为他不够彻底，“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自遣）。既然事情是这个样子，板桥也就只好放野，一路的狂怪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