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引导,我们就可以轻易理出两件事之间的微妙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有钱拓展规模,有钱兴建楼堂馆所(这在今天的高教界几乎已成为一种“热潮”,而且所需资金常常数以亿计),但要在一个曾为该校立下过汗马功劳而此刻已经朝不保夕的教授身上花上几十万元,却立刻显出一副捉襟见肘的模样,以至赶紧面对一个已完全“不能言语”的垂危的病人宣布解除与他的聘用合同。
这样做道理很简单:盖大楼,扩校园,可以进一步发展“教育产业”,可以以扩招为手段“壮大校园经济”,某些执掌校园建设大权的官员们还可以从中捞取些好处,步入“先富起来”的阶层,可是为一个已经生命垂危的教授投资又能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什么益处?
这样一想,国内不少大学一些看似难于理喻的所作所为也就容易理解了。就像2009年秋学期刚开学,我国另一所名校———浙江大学一位年仅32岁的海归博士,因学术环境和物质待遇等原因跳楼自尽。浙大在合并、扩张、扩招这三方面的规模和速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且位于经济发达的浙江杭州,可在学校的学术环境、教师待遇的建设、改善上却不尽如人意,其深层原因恐怕也在乐意花钱搞硬件建设,无意投资发展学校的软实力这条根子上。
教育界不少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中国的大学在硬件建设上已经和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差距,在教育、科研实力上却是难以望其项背。即便是那些牛气万丈的国内顶尖高校放到国际教育舞台上(甚至含港台在内的大中华地区)去晒一晒教学科研水平也一个个成了二三流。我们可都是倾一国、一省之力建起来的学校啊,我们的钱到底流向了哪里?
———流到了地皮上,流到了大楼中,流到了某些人的口袋里,偏偏很少能流到“刀刃”上。这是
大学教科研人员的悲哀,是大学学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指望着凭这种“热心建大楼,无
心顾大师”的发展理念来创建世界一流高校,实在不知道把握能有多大。
（作者原为王氵金生）
对于大学这一高等教育机构本身的发展来说，大爱是灵魂、是领航标，引导着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大爱是一种与大学的大楼、大师互为交融的一种精神存在，大学的使命是大爱之根本，大学的文化是大爱之依托，大学的机制是大爱之保障，大学的关怀是大爱之践行。大学之大爱尊重人作为一种物质与精神存在的价值，不但强调人之理性，也强调人之超越性，为大学追求卓越提供了深层的思想基础和土壤。
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早在1934年就曾经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
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永恒的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1〕大学何以能经千年而不衰亦即“不朽”?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之使命有二: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2〕。大学之大爱就是在这样一种坚定的使命选择中产生的，即追求其完美理想的使命，满足人的情感和心灵的需要。无论是在法西斯铁蹄践踏下的欧洲大学，还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大学，无不如此，大学洋溢着讴歌、颂扬和追求人类崇高精神的热情，这种热情汇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人们不断奋进、抗争和创新。
作者（吴小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