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冠一怒为红颜，最好的证明
吴三桂反李的原由按史家归纳大约有三条：一是父亲吴襄被拘捕追赃拷打，二是误信从京中逃出的家奴报全家被杀，第三是爱妾陈圆圆被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三条都相当勉强，吴三桂老谋深算，心计颇深，不至于被一些尚不能证实的传言冲昏头脑，吴三桂调军回撤应是在1644年三月二十五日，此前北京城基本平静，大规模对旧官吏的刑讯追赃也是从三月二十四日开始的，此前当然也有部分将领为之，但尚不至于波及到属于“统战对象”的吴家，陈圆圆之说更是小说家言，传奇想象，陈圆圆不过是吴三桂弃于家中不顾的青楼礼品，假如吴真的那么多情，早带在身边了。
但吴三桂后来确实“怒”了，但那并不是为了美女红颜，而是为李自成的反应，为他的地盘势力。
李自成若改变策略，以安抚为上，承认吴三桂的势力范围，承诺只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并允以适当的军费资助的话，是可稳住吴三桂，暂保辽东现状的。但李自成并未从吴三桂此举察觉出某种胁迫的意味，仅仅理解为一种普通意义的“降而复反”，于是遣白广恩领兵两万前往援助唐通收复山海关。同时，又让吴襄作书劝降，欲双管齐下，迫使吴三桂就范。
遣白广恩出兵，即被吴三桂认做李自成对其势力的挑衅和轻视，而吴襄的书信更是一种赤裸裸的人质要挟和武力威胁，在这份肯定不是出自吴襄本意的信中言道：“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弄君已逝，尔父绍更……我为父计，不若反手衔壁，负锯舆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赖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
这样的军事威胁和人质要挟对吴三桂无效，否则他就不配称作枭雄了。枭雄相信的只有强权，为此是不择任何手段的。其实原本吴三桂内心对李自成的评价本就不高，认为“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关于北京城中大顺军武备渐弛，将士勒索财物，敲诈官吏的事例亦有所闻，这时已判定李自成并无远见韬略，非能坐江山的主，这一点是最要紧的，认清了形势，就可以放手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