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贡献
博学多才
梁武帝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史著作
在学术上，梁武帝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梁武帝草书
[4]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佛学造诣
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诗文才华
梁武帝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4~公梁武帝与达摩祖师
元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眺、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 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梁武帝的七言诗。梁武帝有十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此后，宋、齐时鲍照、汤惠林、释宝月等人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梁武帝，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虽然是开山之作，但全诗逐句押韵，未免显得单调，缺乏婉转咏叹的情趣。梁武帝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梁武帝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梁武帝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没有什么艺术可言。 梁武帝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首夏泛天池诗》）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梁武帝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 他的《赠逸民十一》：“如垄生木，木有异心。如林鸣鸟，鸟有殊音。如江游鱼，鱼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见，理相难寻。”此诗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后世文人对齐梁诗总的评价不高，大都以为其“嘲风月，弄花草”（白居易语），“风云气少，儿女情多”。齐梁诗人缺乏匡世救时的崇高理想，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心，因此反映社会现实及言志述怀之作便不多见，充斥当时文坛的是大量的山水、咏物、艳情之诗。梁武帝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梁诗歌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梁，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梁武帝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外，梁武帝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梁武帝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音乐绘画
梁武帝重视礼乐。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他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大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梁武帝赏识。当时，梁武帝诸子多出镇外州，梁武帝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梁武帝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梁武帝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棋艺超群
梁武帝对围棋特别喜爱，棋艺也很高超。在齐朝为官时，每逢闲暇，常彻夜不眠，与人弈棋。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大臣朱异、韦黯、到溉，都是他的棋友，名将陈庆之原先为随从时也常陪武帝下棋。每到兴致高时，便不复君臣之别。一次，梁武帝又约到溉玩了一个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终，竟低头睡着了。梁武帝见状大笑，就做诗嘲讽他：“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到溉被唤醒，颇为尴尬，及听到梁武帝的诗句，又放声大笑。君臣尽欢而散。 梁武帝对围棋如醉如痴，也有因此误事的时候。他晚年佞佛，有一个名叫榼头师的和尚，颇为他敬重。一天，梁武帝下敕召榼头师入宫研讨佛法，当榼头师入宫的时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要杀死对方的棋子，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将此话理解错了，以为梁武帝要杀掉榼头师，便不由分说，将榼头师推出斩首。下完棋，梁武帝下令召见榼头师，左右侍从回答说：“已奉旨将此人杀掉了。”梁武帝听罢，后悔不迭。
时代风气
由于梁武帝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梁武帝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乘酒兴再三固请。梁武帝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梁武帝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在梁武帝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书法造诣
梁武帝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在古代善书的帝王中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却他的帝王身份，以相关画像(17张)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观之处。梁武帝当时常与陶弘景探讨书法上的话题，陶弘景擅长行草书，师法钟繇、王羲之。二者间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流传于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典籍之一。同时梁武帝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声名往往被其子王献之所掩。也因为他的推崇，从那时的梁朝起，兴起了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同时梁武帝还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著作，都是历代书法理论典籍中的精品。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格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 平谓字外之奇，文所不书。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珠，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余虽不习，偶见其理，不习而言，必慕之欤。聊复自记，以补其阙。非欲明解，强以示物也。倘有均思，思盈半矣。 草书状 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缓则雅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蒲葡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蛟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厥体难穷，其类多容，炯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纵横如结，联绵如绳，流离似绣，磊落如陵，暐暐晔晔，弈弈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颠，斜而复正，断而还连。若白水之游群鱼，藂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巉岩若岭，脉脉如泉，文不谢于波澜，义不愧于深渊。 答陶隐居论书 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笔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法臃肿，点掣长则法离澌，画促则字势横，画疏则字形慢；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比并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扬得所趣舍无为；值笔连断，触势峰郁；扬波折节，中规合矩；分简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暧暧，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 古今书人优劣评 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 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柯负剑，壮士弯弓，雄人猎虎，心胸猛烈，锋刃难当。 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 李镇东书如芙蓉出水，文采镀金。 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 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 程旷平书如鸿鹄高飞，弄翅颉颃。又如轻云忽散，乍见白日。 李岩之书如镂金素月，屈玉自照。 吴施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语语便态出。 颜蒨书如贫家果实，无妨可爱，少乏珍羞。 阮研书如贵胄失品，不复排斥英贤。 王褒书凄断风流，而势不称貌，意深工浅，犹未当妙。 师宜官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状虽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 钟会书有十二意，意外奇妙。 萧特书虽有家风，而风流势薄，犹如羲、献，安得相似。 王彬之书放纵快利，笔道流便。 范怀约真书有力，而草、行无功，故知简牍非易。 郗愔书得意甚熟，而取妙特难，疏散风气，一无雅素。 柳恽书纵横廓落，大意不凡，而德本未备。 庚肩吾书畏惧收敛，少得自充，观阮未精，去萧、蔡远矣。 孔琳之书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 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殊不卑寒。 袁秘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 张融书如辩士对扬，独语不困，行必会理。 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