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群雄角逐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人才的较量，每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崛起无不以优秀人才为后盾；没有人才优势，也就无所谓事业上的成功，曹操对此深有体会：“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同上）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问题上，曹操“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
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主张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确地提出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是对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对于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独到之处，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至于具体的做法，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盖曹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备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二十二史札记》）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他可以虚心纳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曹操厚待刘备、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关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人死力。
尤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战后，发现许多“许下及军中人”与袁绍暗通的书信，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后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同上），遂命“皆焚之”。
又如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曾为其起草讨曹檄文，直骂到曹操祖宗三代。但归附曹操之后，仍然受到重用，并未遭受报复。
再如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但张绣归降后，曹操不计前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并结为儿女亲家。官渡之战中，张绣力战有功，后又击破袁谭，曹操论功行赏，增邑二千户，其他“诸将未有满千户者”。（《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然而，曹操对于人才的恩惠、友谊和礼遇、宽大等都直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笼络人心、以让人才为其所用；一旦达不到这一目的，或者过去倚仗的人才对其产生了异心，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
曹操智囊团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弃绍从操”之后，在政治方面给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也与他颇为投缘，甚至称赞其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礼法教育，毕竟心存汉室，他之所以为曹操出谋划策就是希望能通过曹操“削群雄，以匡汉室”，所以当他看到曹操权位日高，欲加国公和九锡时，便和曹操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却不肯附和，这就成了曹操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于是遭到嫉恨。关于荀彧的结局，有人说是被曹操用药酒毒死，也有人说是受胁迫而自杀身亡，总之是不得善终。
像这样先受礼遇后遭忌杀的自然并非荀彧一人，还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建立功勋的人，到后来却不得不通过回避隐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就以“知足不辱”为由，自动交付兵权，乞求退休；而贾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何夔见“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药，誓死不辱”。这些史实都说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压政策下，他的臣属们进退维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
因此，将曹操对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态度比照起来看，他在人才问题上奉行的其实是实用主义的方针。为了建立统一天下的王霸事业，他重视人才、礼遇人才，表现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纳人才的恢弘大度；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又猜忌、枉杀人才，表现了其在人才问题上奸诈诡秘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