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机的婚事，当时的人有两种看法，一是同情，另一种是讥笑。从文献上看前一种人居多，而实际上的绝对人数，也许是后一类人更多。合肥女子许燕珍 读了《素文女子遗稿》，很为她的婚配鸣不平，写道：
彩凤随鸦已自惭，终风且暴更何堪!
不须更道参军好，得嫁王郎死亦甘。（许氏著有《鹤语轩集》；这首诗转引自《随园诗话》）
就是说像袁机这样的淑女嫁不了才华出众的鲍照，至少也要许配给谢道蕴不满意的丈夫、中庸之才的王凝之这类人吧，可惜她都不能得到，怎么能死而无恨。袁棠在《哭素文三姊》中说“半生辛苦狂夫怨”，在同情她三姊时，痛骂三姊夫是“狂夫”。陆建在《哭从母》中有“生教无计奈夫狂”句。袁棠、陆建指责高绎祖为狂夫，实在是忍无可忍，因袁机夫妇尽管离异，但高绎祖毕竟是袁棠姊夫、陆建姨父，他们不恨极了不会骂人，因为这究竟与礼法不合。陆建说袁机离婚之后，“合族笑姨痴”。因为结婚以前高家已经说明高绎祖的恶劣品行，可是袁机偏偏遵循从一而终的信条，往火坑里跳，终于闹到离异的惨境，这不是自找的吗!不是发呆傻吗!仅仅是指腹为婚一说，何况男方家长主动提出解除订婚约，若那时退亲，一点也不亏于礼法，而袁机不根据实际情形，偏要坚持婚约，实践从一而终的信条。袁氏家族中许多人为袁机的傻气而惋叹，也是符合情理的。把坚持这种贞节观认为是办傻事的，不止是袁氏家族中的一些人，社会上也大有人在。前面《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文中所提到的浙江乌程沈姓孀妇不改嫁活活饿死，被邻里看成是“愚妇”就是显例。
同情袁机的人，可惜的是她的人才，认为是鲜花插在粪堆上，糟踏了；讥笑她的人是认为她过于迷信从一而终，不值得，也是认为她是高人，太可惜了，同样含有同情的成分，所以两种看法的人有个***同点，即都为她惋惜。袁机为什么会有惨不堪言的悲剧，她以为是天命，是天的安排，是她命中注定的，所以在《追悼》诗中说：“旧事浑如昨，伤心总问天。”又在《随园杂诗》写道：
草色青青忽自怜，浮生如梦亦如烟。
乌啼月落知多少，只记花开不记年。
一切认命，活一天算一天。袁枚有时也把妹妹的遭遇看作是天意，在《哭三妹五十韵》中说“天高不鉴之”，但是他比袁机清醒，认识到妹妹的行为，是读书后按照义理去做吃的亏。因为袁机自幼跟随袁枚听课，“爱听古人节义事”，长大了，自身去实践，倘若她不读书识字，“或未必艰贞若是”。袁枚基于这种考虑，责备自己读书，带累了妹妹。袁枚看到书中节义教育对袁机的作用，无疑是符合事实的。不过说得深刻而又简练的，还是袁树的“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的话。袁机的悲惨命运，不是老天安排的，无可改变的，而是她本人读书，自觉接受三从四德的说教，葬送了终生幸福。
这么说是咎由自取了，对这不幸的人还要横加指责？不然，是那种社会教育，那种社会制度造成的，袁机是那种教育的忠实信徒，因而也是当然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其实又何尝是她一个人呢! 袁枚因袁机的不幸，沉痛地说“斯真所谓女子无才便是福也”（蒋复敦《随园遗事》）。他原是不信“女子无才便是福”的，这是痛苦极了，从反面悟出这个道理。人们有时把女子有才华看作不是她本人的好兆头，相反“佳人薄命”。袁杼的《哭素文三姊》咏叹：“似此才华终寂寞，果然福命误聪明。”人伶俐了，反而福命俱无。陆建《哭从母》中也说“谁信有才真命薄”，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袁机那个时代，许多才女命途多舛。比她早一点的一个同乡叫童大姑，字克敦，“七岁解《内则》，十七适高某，无才志，童时时讽谏，形诸歌咏，皆刺血以书，冀夫感动。二年，郁郁死。遗诗一卷，大都讽夫思亲之语”（光绪《杭州府志》卷五十一）。刺血写诗谏夫，丈夫不理会，郁闷中迅速死亡。她大约惟一比袁机好一点的是没有遭到丈夫的毒打。袁机的一位章氏姨妈，“嫁非其偶”，不时念出“巧妻常伴拙夫眠”的诗句（《随园诗话》），以抒发胸中的愤懑。“巧妻常伴拙夫眠”岂止章氏念叨，已成为流传社会的常用语。
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有德”，“女子无才便是福”，原是封建礼教不让女子有才能，害怕女子才大违背三从四德，所以历代统治者大加宣扬，清代也不乏其传播者。梁绍壬在谈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时，说一位官绅老爷讲：闺秀即使作出好诗，流传到社会上，被选家收进书中，在编排体例上，必定是放在僧道诗人的后面，娼妓诗人的前头。在这两类人之间，把自己置于什么地位了!所以还是没有文采、不会作诗的好，否则出乖露丑。梁绍壬认为这话虽说得刻薄一点，但却很有道理，因此奉劝玉女不要成为闺秀，更不可把诗词刊布出去（《两般秋雨庵随笔》）。《红楼梦》里大观园小姐们也深以此为惧，她们起诗社，吟哦作句，被贾宝玉传抄出去，又被好事者刊刻了，林黛玉、贾探春就责备宝玉：“你真正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可见大家闺秀忌讳把诗作传到社会上去，以免遭到侮辱。“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随园诗话补遗》），大约这是主要原因吧。
“女子无才便是福”是压抑妇女的言论，是封建卫道者所宣传的，本来没有道理，可是以奖掖后进为己任，收了十数名女弟子，把三个妹妹诗作椠刻出来的袁枚为什么也无奈何地表示出一点信服的意思呢?才女不幸、佳人命薄的社会现实，使人感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服服帖帖，不遭人忌，也无抗争，倒不招社会摧残，不遭受丈夫荼毒，不至于短命夭亡，不至于夫死非要守节，无知无识者的生活要痛快一些，总比才女活得那么累的好，这不就是“女子无才便是福”吗!因此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女子无才便是福”：其一，它是压迫女子的观念，是封建社会压抑有才华女子的事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反映，用以宣传三从四德的伦理；其二，宣传无知比有才好，由于女子逃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无知识女性反而比才女好生活，易于满足，这样“女子无才便是福”又含有一点道理。当然，这道理不是说让女子愚昧有理，压迫女子的观念有理，而是说女子屈从于男性社会现实，糊里糊涂，少受些痛苦。笔者在这里不是讲道理，而是讲实际。
道理和实际常常是分离的。上层社会女子读书明理多，讲妇道的多，寡妇不改嫁的多，下层社会女子的这些讲究来得少，寡妇再嫁的多。谁信守封建伦理谁倒霉。“纵教青史留遗迹，已负从前金粟身”，袁树说得对极了。袁机笃守从一而终，在《如皋县志》、《杭州府志》里被立了传，连《清史稿》也把她写入《列女传》，真是青史留名了，而她本人的生活竟是那样悲惨。血泪换来的节烈之名，实在太残酷了，宣扬这种道德的社会太腐朽、太令人痛恨了。袁枚、袁树兄弟把袁机的不幸归之于读书有才，有一定道理。才女的不幸，确与读书有很大关系。读书之无用，在古代就体现在女子身上，不允许她们施展才能；而男子则可读书出仕，读书又是那么有利可图。有用与无用是对不同的人而言的，是由那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就希望女性愚昧，自然会给有聪明才智的女性以重重的打击。所以读书之有用无用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政策，在于那个社会允许不允许女人以及男人读书并发挥作用。袁机及其同命运的女子的历史，可以用以检验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凡能给读书人以发挥创造才能，特别是能给女才人发挥能量机会的社会，是有创造力的、有活力的社会，否则反之。 袁机墓，位于阳山碑材风景区暨明文化村风景区,墓碑高不过两米，朴素得有些寒酸，舒体的“袁机之墓”占满了碑身，乃今人于2000年所立。墓碑后是喷绿的黄杨和几杆青竹，再远些是漫坡的荒草和杂木。这墓碑之周遭环境犹如袁机一生之荒凉，也许对袁机来说，远离了人间烟火，远离了青丝白发的纷扰，在夕阳朝晖中聆听满山清风徐来，在春花秋月下坐看天上云卷云舒，未尝不是超越生死的大解脱。
在阳山峰顶经营一家小旅馆的彭昆，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袁机有什么关联。事实上，2003年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袁机是谁，但是，他们一家算的上袁机唯一的守墓者。2003年5月，有个朋友跟彭昆说，上市公司取得了阳山碑材旅游区的经营权，里面的一些店铺将会转给私人经营。彭昆心中一动，通过朋友承包了阳山峰顶的一处建筑，开起了家庭旅馆。在考察地形的时候，他偶然发现了袁机墓，“墓以前很小，没有什么墓包，碑也开裂了。”2004年年初，景区的开发方对袁机的墓进行了修整，将墓碑敲掉，换上了新的墓碑。墓冢修整时，彭昆也搭了一把手。不过，直到2008年，受新婚妻子王艳秋的影响，彭昆才真正意义上关注起袁机。王艳秋在高中时就把袁枚的《祭妹文》背得通熟，她查过很多袁机的资料，在和记者交谈中，她屡次重复着“袁机和高绎祖之间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在王艳秋的指引下，记者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步走近袁机墓。王艳秋说，她在这里这么久从来没见有人去过袁机墓。游人从南面入口上来，又从背面下去，爬累了，不愿意再爬那么崎岖的一段路去看什么墓，“我问过很多人，知道袁枚的很多，但是没有人知道袁机。”走到一处稍缓的平地，远远就看到几处灰色的建筑，袁机墓就立于此，比起老资料上的照片，如今的袁机墓很有模样，墓冢上方的圆形建筑扩大了，新建的墓碑也立得更高，墓碑就取自阳山的石材。不过仔细看，会发现做工比较粗糙，刻有袁机生平的碑牌上的字迹几乎都被磨平，看不清楚，“你看这么高洁聪慧的才女，一生浓缩起来也就这么二十几个字。”王艳秋说的有些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