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夏历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正在京师大梁(今开封)庆贺元旦，突然传来“北汉与契丹合兵南犯”的紧急军情。由于周恭帝年幼，宰相范质、王溥急忙派遣殿前都点检(禁军元帅)赵匡胤率兵出征。当赵匡胤的人马走出四十多里，行至陈桥驿(开封东北)时，士兵哗变，拥立他做皇帝。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兵变后,赵匡胤立即率师返回大梁,夺取后周政权，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至于敌兵南下，急需派兵抵御之事，也就烟消云散，不再提起了。清人对此困惑不解,就写了“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的咏史诗句，对是否确有敌情需要出征，表示了怀疑。那么，当时究竟有没有“北汉与契丹合兵南下"的军情呢？历来其说不一。
关于北汉与契丹乘周世宗死后，太子年幼即位，国内政局不稳，合兵南下的军事行动，《旧五代史》、《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史籍，均有记载。但是，不知何故，素以记事可靠著称的《辽史》却对此只字未提。及清朝毕源编撰《续资治通鉴》时，便以《辽史》末载此事为由，在考研中提出了怀疑。
建国以来，有些史学家写书的时候，涉及“陈桥兵变”这一历史事件时，便有赵匡胤谎报军情，借出兵之机发动政变之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就说：“赵匡胤虚报辽和北汉联兵入侵，藉奉命出征的机会，利用‘五代’以来将士拥立的风气，在陈桥驿组织兵变，自立为帝。
陶懋炳《五代史略》也说：“赵匡胤与弟匡义、心腹赵普密谋，谎报辽兵南犯。范质等仓猝命赵匡胤率部抵御，于是演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喜剧”。
然而，有些史学家并不赞成上述说法，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程溯洛在《论赵匡胤》一文中，就不认为契丹北汉合兵南下的急报是赵匡胤事先布置的阴谋。
曾维华在《陈桥兵变前镇，定二州并非‘谎报’军情》一文中，也不赞成赵匡胤谎报军情的观点，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考证。
他认为《辽史》和《宋史》都是元朝丞相脱脱在同一时期主编完成的。北汉与契丹合兵南下，在辽国方面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在后周及取而代之的宋来说，却是一件导致改朝换代的大事，因此《末史》必须记载此事，而《辽史》可以省略不记。不能因《辽史》未载此事而怀疑其他史籍记载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