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不仅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转型时期，而且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保持社会稳定，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从而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被丢失掉。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形势总的说来是好的，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上存在着不少影响稳定大局的矛盾和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陆学艺，长期从事“社会变迁”问题研究，他从一个更为深广的层面和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各种不稳定因素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并指出了克服、根除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记者：社会转型作为世界各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普遍现象，请您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一谈它的一些主要特点。
陆学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再具体点说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一种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其核心和主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已波及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可以说已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种转型，只是在时间上有先有后，有长有短，在过程上有的较为顺利，有的则相对艰难。也就是说，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转变，而且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这种转变所涉及的方面、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既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还有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变化。简单地讲，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主要在田间劳动，而在工业社会中则可以进工厂当工人；田间劳动虽清苦些，但相对而言是自由的，而在工厂里上班须得遵守集中型劳动工作制的约束，并且相当单调；在乡村、在田里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可以是一家一户，靠的是亲戚朋友和血缘关系，而在城市、在工厂里，却不是也不可能靠血缘关系来组织生活和生产；在农业社会里，有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在工业社会里变得更大。伴随着这种转型，产生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社会统治管理领域上下层级之间的冲突、在社会层面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家庭分裂、离婚率提高，还有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贩卖人口等等。人们将这些社会问题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社会转型病”。社会学就是在思考、解释和治理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新思潮、新学说。它们虽有差异，但都是在承认社会进步的前提下，探讨如何解决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从而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是，从社会学角度严格地说来，对西方社会在整个转型过程中的情况，当时没有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专门科学地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人们对此的了解只能借助于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像《悲惨世界》、《红与黑》，还有巴尔扎克的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是西方社会在转型时期的那些人物，通过他们，我们可以了解、掌握西方社会在转型时期的生活情况和具体特征。
记者：同西方国家的情况相比，我国现在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陆学艺：的确，我国现在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切身感受、体会到的。我出生在苏南农村，过去人们虽然称那里是江南的天堂，但那也不过是小农经济下的一种繁庶景象。现在的情况同从前相比已经大大地不同了。乡镇企业、高速公路、电话、电视、冰箱，这些都是过去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社会所没有也不曾想到的，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这二十年，社会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遇到什么阻力，客观上都在向城市化、工业化的方向迈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当今的出现，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社会上像司汤达笔下于连那样的人物的确不少。对这些社会问题，50年代理想主义盛行时是被断然否认的，说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毫无干系。我上大学的那阵子连“社会问题”这个词都不提。后来，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问题，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不就是这些问题吗？对这些问题，到80年代时也还是有争议的，比如一方面经济发展了，另一方面犯罪率却在上升的问题，当时的一位司法部长就公开讲，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应该出现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如果说以上讲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是我们同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期的***同点的话，那么，我国社会在目前这种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性则在于：西方国家是直接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转变的，而我们在这个转变之前，也就是从50年代起还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对计划经济，我们要看到它的历史功绩，不能一概否定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从苏联的垮台来看，计划经济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正因于此，我们在经过多年的摸索、反省后终于选择、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其实，70年代末期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就是对计划经济的冲击，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有两个：一要完成从农业、乡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的转变，二要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学术界把前一个转变称为“社会转型”，把后一个转变叫作“体制转轨”。这两个转变结合起来，加之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发展又很不平衡，使得我们不仅要面对、解决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那些矛盾和问题，而且还要面对、解决它们所没有遇到的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矛盾和问题。像民工潮、倒卖户口、双轨价格制、官倒等等，这些现象都是西方社会所没有遇到过的。所以，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矛盾何止是“成堆”，简直就是“成山”！这就是我们在转型时期的独特之处。我们国家目前就处在这样两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的，我们现在的许多问题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和出现的。客观地讲，我们国家能够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取得这么大成就，说明党中央确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领导人很不简单。这个“家”难“当”啊！?
记者：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很关心稳定问题，请您谈谈保持社会稳定对实现转型的重要意义。
陆学艺：可以说，稳定是实现社会转型的前提和基础，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更不用说顺利实现社会转型了。这是因为，要实现社会转型，就必须进行一系列除旧布新的社会变革，而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工程，其难度是很大的。改革就像一列高速前进中正在转弯的火车，稍有不慎，就会翻车。特别是，我们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东西南北的地区差异很大，在改革中保持一定的“度”是很难的，一些事情一旦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不良甚至是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中央对改革、开放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一直把稳定工作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加以强调，特别是这两年来又提出了“改革要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承受力”的问题，这些都说明了稳定对于改革、对于实现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的确，改革要考虑到稳定，稳定是个大前提。
在稳定方面，我们有着别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优势。国外有些人拿我们国家同南斯拉夫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南斯拉夫之所以弄成那个样子，被敌对势力搞得四分五裂，国内的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个差距问题——贝尔格莱德跟科索沃相比，贫富差距大约在十倍左右。我们也有民族问题，也有地区差距问题，而且这种差距更大，比如贵州与上海相比，双方差距远不是十倍而是十几倍，但我们的社会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其中的原因很多，跟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作用肯定是分不开的。
稳定也是我们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可以这么说，我们这20年之所以得到发展，就是得益于社会的稳定。全国的发展虽然不平衡，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哪个地方（区）的领导稳定、政策稳定、社会稳定，哪个地方（区）的经济发展就快。举几个例子，发展最快的是广东，其次是江苏、浙江，还有福建、山东，社会的稳定工作在这些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稳定问题，不只是社会学家研究的事，更是领导关注、老百姓关心的事，大家都盼望着能有一个稳定、宽裕的社会环境。而且还必须看到，稳定不仅对我们国家、对中国***产党来说，而且对全世界的人民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事。因为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里，既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保持社会的稳定，是个历史性的难题和奇迹，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积累宝贵经验。
记者：您认为目前存在着哪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和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陆学艺：有些问题是人们能够看到的，比如，一些地方的社会治安管理混乱，“黄赌毒”泛滥，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增多，封建迷信活动猖獗，还有部分人跟国外一些敌对势力勾结起来，非法组党、结社，从事颠覆、渗透活动，这些都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这里，我想指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来同大家讨论。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产生了表层的那些社会“恶”现象并对社会稳定构成真正威胁的根源所在。
第一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在转型期，观念、意识的更新转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观念，领导层、学术界与普通群众的看法彼此不一致，那将是一个影响稳定的极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把握的方向一直是很对的，但是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我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倾向。有的人走得实在太远了，他们将毛泽东贬得一无是处，视之为罪魁祸首；他们甚至否定1840年的抗英斗争，说什么鸦片战争是先进打落后，人家先进，我们落后，就应该接受而不应该反抗，等等。这些泛起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观念至今仍有相当的市场，严重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我们不要忘了原苏联是怎么乱的，怎么垮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失掉了统一的理想和信念，失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先是把斯大林否定掉，然后是把列宁和整个十月革命否定掉，最后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否定掉了，把过去的全部历史都否定掉了，不乱不垮才怪呢！?
当然，我所讲的思想统一指的是，要有一个核心和中心的东西。对上层领导者、决策者来说，有统一的思想才能去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而对整个社会来说，有统一的思想才能将各方面力量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搞改革，***同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否则，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上面想的、做的跟下面想的、做的不一致，结果只能是一盘散沙、一事无成。
第二是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分化问题。一个国家，贫富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地区之间也是这样，否则就会出问题，引发社会矛盾和动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起来，是针对当时那种“绝对平均”的状态而讲的。那时谁也不富，谁也“不贫”，但社会缺乏激励机制，经济发展不起来。实行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之后，20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确实先富起来了。当时我们设想：率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应该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我们承认，党的富民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社会经济的状况。但是，也不能否认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些老老实实做工的工人，一些辛辛苦苦种地的农民，一些扎扎实实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真正富起来，他们的生活仍相当艰难。这些该富的人没有富起来，倒是有一些搞歪门邪道的人先富起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讲这些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有着充分的社会学调查材料。现在老百姓为什么不满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所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第三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在建党70周年纪念大会上，有位资深学者曾经讲到，过去的最大问题是“左”，主要是两条：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斗争哲学”，这是政治和指导思想上的“左”，二是盲目冒进，急于求成，这是经济上的“左”。前一个“左”已经得到根治，而后一个“左”仍然是个问题，“急”的毛病改不了，总是想“赶”、想“超”。我们落后，所以要往前赶，不能比人家落后得太多，但是赶超要适度，适度了步子才稳。“急”的结果是什么呢？单枪匹马地把经济搞上去了，而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科技文化事业都跟不上来。毛泽东当年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似乎只要把这两者搞上去了，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实践证明这是不行的。近20年来，我们保持了平均9．5％的年增长率，赶得是不错的，但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的大学少到这个程度，教育和科研投入少到这个程度，要想搞知识经济，搞现代经济，那不是在开玩笑?远的不说，就拿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全国社会科学基金一年只有2600万元，仅仅是建1／4公里高速公路的钱。全国几十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只能申请这点钱，能搞几个像样的研究课题?我们中国社科院的经费也很少。我在社会学所当了十年所长，从1988年一直干到1998年，没有添置一套像样的家俱。临交班时，不想让新班子感到为难，才换掉办公室的沙发。社会是个整体，各部分、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均衡，需要协调。其实，基础的东西是急不得的，不能想怎么快就怎么快。高速公路修那么快、那么多干什么？我看有些地方修公路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一下子都修高等级的公路，没有必要修那么多高速公路，有那么多车吗?基础设施过份超前了就是一种浪费。修一公里高速公路就需要约一个亿，一个亿就是半个大学，现在每年要修一千多公里高速公路，就得投一千多个亿，这可以办多少个大学呀！?
我们已经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发展科学教育要有必要的投入，中央政府要投入，各级政府和社会都要有投入。科教兴国，首先国家和各级政府要兴科教，要有投入，要认真做工作；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科教是兴不起来的。我讲这些无非是要说，当前改革要配套，改革、发展要协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要协调，这样社会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前面讲到的那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与上面所提到的那三个方面的问题——思想观念问题、社会结构和分化问题、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都有直接联系。
记者：针对上述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陆学艺：从我们社会学的角度，我认为至少需要做这么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补发展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课。我们说社会稳定需要有统一的思想，有正确的理想和信念，而这只有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高度发展，社会成员的素养得到普遍提高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有些道理，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真正弄懂、弄通并被确立为一种思想，一种信念和理想。比如，从具体的做法上说，我们现在跟毛泽东那个时代的确是不同了，我们必须改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过去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你能说现在的世界格局超出了这个范围？没有乒乓外交，没有尼克松访华，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吗？人为否定历史是不行的，数典忘祖是不行的。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历史，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人物。拿前苏联来说，你能说斯大林一点功劳也没有？希特勒是被谁打败的？原来那个欧洲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是谁奠定的？?
发展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时代的进步、转换中，我们的思想、观念必然会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不断地发展，不能总是重复、照抄照搬四、五十年代的那些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精神是不会变也不能变的。邓小平早在1977年再次出山时就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对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对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是说说话、喊喊口号就行了，是需要物质投入的。从历史来看，留存至今的那些对人具有极大教化作用的文化遗产，诸如我们的孔庙、长城，巴黎的那些宫殿，还有古希腊罗马的那些古建筑，不管是封建社会的还是奴隶社会的，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产物，而且都是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我们一定要把“教育立国”、“科教兴国”真正落到实处，加大向各项社会事业投入的力度。经济发展是中心，是第一位的，但一定要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一起抓。
其次，要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三位一体的发展之路，这可以说是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地区差距，从而消除相关的不稳定因素的有效途径。从工业化的程度讲，我国在世界上已达到中等水平，其中的某些指标已经排到前列。但是，我们的城市化程度却十分落后，连印度、泰国、菲律宾都不如。正因为我们的城市化滞后，所以居民的收入上不去，农产品、工业品卖不出去。大量研究资料表明，城市化程度越高，土地就越节省，经济效益也就越高。例如韩国，人口不到5000万，而汉城就占了1／5。当然这里不是说城市越大越好，但我们现行的政策——严格限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当前又特别强调“小城镇化”——是不是过于保守了点呢？其实，要实现工业化，农民就要进城，城市就要跟着发展，这是社会在转型中的必然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就拿北京来说，它本来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为了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不说别的，每年开“两会”，仅维持秩序就需要一大笔钱，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首钢、燕山石化这些污染型工业不行，必须在其他像电子工业等方面发展。从全世界来看，除美国的华盛顿，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极少数城市外，大多数国家的首都都是集政治、文化和经济于一身，其工业化、现代化程度都是很高的。连德国最后都不得不把首都迁到柏林，而柏林既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更是经济的中心。
不要把农民进城看得那么下贱，叫什么“盲流”。农民进城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全世界1996年的平均数是45．5％，我们现在只有30．4％，如果能到50％，许多问题将好办得多。加快和提高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和水平，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居民收入结构，再加上其他社会政策，逐步形成一个占居民大多数——至少70％—80％的中等收入阶层。两头小中间大这种橄榄型结构，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是比较公平的。这样，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都会大大缩小。日本是这样，西方多数发达国家也是这样。
最后，要改革社会的管理体制。在转型中所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同我国目前这种管理体制有关。可以这样说，这套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适应的，所以，不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管理体制，什么发展社会事业，什么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什么凝聚人心、稳定社会，都谈不上。
比如，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之所以不高，现行的户藉管理体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种管理办法，既不同于国外的情况，也不同于过去的情况，很特殊，弊端也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不利于城市化，不利于吸引和培养人才。在国外，在什么地方工作，就是什么地方的人，实行的是“户口登记”制度，只要登记一下就行了，所以吸引了众多人才。张三来，李四也来；有钱的来，有本事和有力气的也来。有力气的可以打工，有知识和技术的可以搞科研、搞发明创造，有钱的可以投资办厂开商店。有人才有钱，才有税啊。所以国外的城市市长没有一个不是想办法去吸引人的，他们最怕的是没有人，或人才留不住。我们则不是这样，我们是想办法控制甚至是限制人口流动。有人会说，不控制、不限制，许多问题就没法解决，比如粮食问题。这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总怕1960年的饥荒还会来。其实，只要社会是稳定发展的，工业农业是协调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我们已经告别了的短缺经济就不会再重演。所以，以后现代化城市的粮食问题是“超级市场”的事，不是市长的事。粮食自然会从下边运进来，市政部门的事是把环境搞好，把交通搞好，把社会秩序和治安搞好。日本东京，还有横滨，有2000万人，社会秩序不是很好吗？现在这套管理民工的办法可是后患无穷的呀！大楼建完了，人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连培养干部和熟练工人的基础都没有。过去的情况可不是这样，北京1959年建设“十大建筑”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才。而现在完成了的何止是“十大”建筑呢！但培养的人才呢？现在八级工还有几个？?
再比如，靠我们现在这种教育管理体制，大学里能有钱？教育部能有钱？在国外，你的成绩合格了，交过学费就进来上学，别的事——哪里吃，什么地方住，都不用管。而我们呢？学生一入校，吃喝拉撒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北京大学不到3000人的教员，就有近10000人的教职员工，真正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并没有得到最好的物质待遇和工作条件。一个大学校长，要管几万师生的行政事务，实际是个市长，教学、科研就顾不上了。要管好一个大学，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文科没有院士，选校长时学文科的最多只能是副校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事业能够跟上去吗？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从何而来？社会结构的平衡又从何说起？这种状况不改变将会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影响我们的社会转型任务的完成。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比如机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而是宏观的社会管理问题。没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要弄清、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拿西部大开发来说，从缩小地区差距、刺激和扩大内需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到底怎样开发？那里的自然气候究竟怎样？人文社会背景怎样？传统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改变过来需要多少年时间？如何解决人们的吃喝问题？那里是否有足够的水资源？这些问题，我们是否进行过充分论证呢？而离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除经济学外，还有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人口学等等，又能否完成这种论证呢？?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不一定都对，仅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