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谗离职,欧阳修上书替他们分辩,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到任以后,他内心抑郁,但还能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取得了某些政绩。《醉翁亭记》就写在这个时期。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与民一齐游赏宴饮的乐趣。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作者醉在两处:一是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二是陶醉于与民同乐之中。
“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他感到苦闷;外放可以摆脱朝廷党争,对他也是一种安慰。文章表现了作者这种复杂的心情。本文以一个“乐”字贯穿全篇,并坦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把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的内心抑郁和苦闷寄情于山水之间,消融于与民同乐之间,在描绘一幅幅变化多姿、秀丽妩媚的优美图画时,体现儒家的传统思想,正如《尚书》所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表现了他随遇而安、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
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虽然政治开明、风调雨顺,但却不思进取、沉溺于现状,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悲伤又有一份欢喜。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为重修岳阳楼写的。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文章通过对洞庭湖的侧面描写衬托岳阳楼。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
本文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