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鲁·聂鲁达（PabloNeruda，19O4-1973）智利诗人。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并起笔名为聂鲁达，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产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3年逝世。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他的诗歌既继承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特点，又从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倾心的形式。从1925年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是聂鲁达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基本上运用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追求神秘的内心体验，主要诗作是《地球上的居所》（1933一1935）。1937年，进入创作的第三阶段，亦是全盛时期，主要作品有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和代表作《诗歌总集》（195o），后者包括此时期发表的最著名的两首长诗：《马楚·比楚高峰》和《伐木者，醒来吧》（1948）。此后陆续发表诗集《元素之歌》（1954）、《葡萄和风》（1954）、《新元素之歌》（1956）、《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1957）、《英雄事业的赞歌》（196O）等。 聂鲁达于1945年加入智利***产党，1949年流亡国外，思想越发激进。他参加国际和平组织，受到苏联的热情帮助，感情上必然偏向克里姆林宫。1950年因为《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诗中不仅歌颂林肯，而且还歌颂斯大林和苏联），荣获国际和平奖金。后来成为苏联的盟友，写了大量歌颂苏联的政治抒情诗，如《葡萄园与风》。1953年，还得过斯大林和平奖金。苏***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聂鲁达不能接受。他对斯大林的错误，至死都未能认清。他在晚年回忆录《我曾历尽沧桑》中，这样写道：“我的立场是，在我所不了解的斯大林时代的阴云之上，我的眼前出现了头等人物斯大林，他有原则而善良，像隐士一样简朴，是苏联革命的伟大捍卫者。另外，这位大胡子的人在战争中变得巨大了，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我又将一首诗献给了这位强有力的人物。那是在他去世的时候。这首诗在我的任何一版全集里都可以找到。克里姆林宫的巨人有一种强烈的影响，振奋着人类，我的诗就是吸收了这种巨大影响。” 聂鲁达在拉美文学史上是继现代主义之后崛起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表现了拉美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历程，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聂鲁达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派罗（Parral），父亲（JosédelCarmenReyesMorales）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RosaBasoaltodeReyes）是一名小学教师。聂鲁达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因严重的肺结核去世，两岁时聂鲁达随父亲搬迁至覃缪科（Temuco）城，在那里，他的父亲与一位女士（CandiaMarvedre）结婚。聂鲁达很爱他的继母，在他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多篇幅是献给这位母亲的。不久，全家迁居智利南部森林地区的特穆科镇。这个背景和邻近的大海使这位未来诗人积累了丰富的象征和关于自然的比喻。聂鲁达的文学才能在特穆科开始展露。 巴勃鲁·聂鲁达
聂鲁达10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1916年他遇到其生命中第一位启蒙老师，智利诗人加布里拉（GabrielaMistral），加布里拉在聂鲁达的文学创作上给了他很多鼓励，1971年，当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布里拉。13岁时，聂鲁达在马那那（LaManana）杂志上刊登了其第一篇文章。1920年，聂鲁达开始在塞尔瓦奥斯塔尔杂志上刊登短文和诗，为了避免引起父亲的不满，他用了笔名“聂鲁达”。4年后，聂鲁达出版诗集《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引起智利文学界的注意，从此登上了智利诗坛。 1921年之前，他一直住在圣地亚哥，为日后成为一名法语教师而学习，并且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的书首次出版。1927年，按照拉美国家授予作家官职的传统，他被派到东方，在缅甸、斯里兰卡、新加坡、爪哇担任领事。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和一位荷兰女人结为伉俪。回到智利以后，他继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班牙担任领事。1934年，他的独生女儿玛尔娃·玛丽娜在西班牙出世。1936年与妻子离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女儿(女儿死于1942年)。 聂鲁达在饱尝内战之苦的西班牙呆到1937年初，然后同他的新伴侣、阿根廷画家迪莉娅·德拉·卡里尔离开西班牙。后来他又担任驻其他国家的领事(最突出的是1940年至1943年在墨西哥担任领事)，然后回国。1945年，由于写作政治性作品，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正式加入***产党。1948年，由于反***的冈萨雷斯·魏地拉政府对他发出了通缉令，聂鲁达开始了流亡生活。他起初在智利秘密活动，后来又流亡拉美和欧洲。1952年，聂鲁达获准返回智利。1955年，他和第二个妻子离婚，并和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同居。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和聂鲁达已经来往好多年，后来成了他的第三位妻子，一直伴随着聂鲁达，直至他去世。 巴勃鲁·聂鲁达
50年代，聂鲁达再也不必靠外交官的薪水来维持生计了，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和政治作品的创作中。1965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他曾是1969年智利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但为了支持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聂鲁达退出了竞选。1970年，聂鲁达被查明患有癌症，但翌年仍去巴黎出任驻法国大使。1972年他因健康原因辞职，回到智利。1973年9月23日，聂鲁达去世。在他去世前12天，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为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的实验带来一个血腥的结尾
尽管聂鲁达在乡村的隔绝状态中长大，但特穆科的学校环境卓有成效地培育了他的诗歌才华。那里的老师们(其中的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后来于1945年成为拉美国家第一位诺贝尔桂冠诗人)向聂鲁达传授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知识。聂鲁达过早成熟，受到很大的激励。1919年在全国文学竞赛中荣获地区奖。第二年，他确定使用笔名巴勃罗·聂鲁达，以此向捷克诗人詹·聂鲁达表示敬意。1921年，他定居圣地亚哥，学习法语，从此以后，就积极参与圣地亚哥的文学活动。他在20年代初期的诗作依赖于比他早一代的西班牙现代派。这些作品中强烈的情欲部分地源自于本世纪初包括米斯特拉尔在内的女诗人。但是，他所出版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年)的坦率而渴望功名的人物形象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无疑就是聂鲁达的声音。 到20年代中期，聂鲁达已成为智利诗坛的中心人物，但作为远航者的生活还尚未开始。他在东方过着一种孤独的、远离尘嚣的生活。在亚洲之行前夕，他在圣地亚哥出版了《无限的人性试炼》(1926年)。在这部确确实实存在但几乎无人问津的试验性的书中，饱经磨练的主观主义已经十分明显。他在东方的生活又进一步滋养了这种主观主义。在东方，他最终完成了《大地的居所》(1933年，1935年，1947年)三卷中的第一卷。这三卷书可能是他最深刻、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书中独一无二的语言、连续的明喻、梦幻般的暗喻和急迫的半口语、半正式的韵律，随着每首诗对个人经历和表达的痛苦领域里的探索，也似乎自发地发展着。 巴勃鲁·聂鲁达
30年代中期，在马德里的西班牙诗人把聂鲁达作为他们之中受人尊敬的成员来欢迎。正是通过和革命诗人拉斐尔·阿尔韦特的交往，聂鲁达才开始重新确定行动主义和政治诗的方向。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证实丁他的诺言。在《大地的居所》第三卷，他宣布“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在前两卷书中，对于时间和孤独的摧残，他是一个主观的目击者。现在，他的视线集中到与时事更为密切相关的事件上，例如西班牙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诗歌总集》是对拉美自然奇观的赞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改写。正是通过这部不朽的著作，聂鲁达充分展露了政治诗才。聂鲁达被称为若干部诗作、而不是单首诗的诗人。在评论家恩尼库—马里奥·桑蒂的文章里，《诗歌总集》被称为聂鲁达模仿《圣经》的书中之书。《马楚·比楚高峰》是全书十五章中最杰出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章。这一章融合了政治讽刺(通过勾起对四百年前在山顶修建因卡城时死去的工人的回忆来含蓄地比喻现代对劳动的剥削)和自然景观的富有风采的描写，是聂鲁达从与世隔绝的人生观向与人民保持团结一致转变的抒情性重述，这种转变似乎是通过他对马楚·比楚的访问和他的诗歌所推出的自然和历史所产生的内在的解构来完成的。并非《诗歌总集》的所有章节都达到了同样复杂的水平，但正是这部雄心勃勃、富于变化的书使聂鲁达被国际社会誉为拉美国家和人民的代言人。 巴勃鲁·聂鲁达
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很多作品都是政治的暗示或直接的陈述，但大量的作品集中在爱情、自然和个人经历的事件上。到50年代，他才详细说明他的作品调谐中的多方位和有特色的语言。1952年他完成了《船长的诗》(1972年)，这是一部由马蒂尔德·乌鲁蒂亚激发起灵感的爱情诗集，为了尊重仍是他妻子的迪莉亚·德拉·卡里尔，开始时只是匿名出版。50年代末期，在和乌鲁蒂亚关系确定以后，聂鲁达出版了《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59年)。 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他的政治色彩明显表现在《葡萄园和风》(1954年)中。这部诗集包括党的路线诗的单调练习，也包括一些发自灵感的简短诗行。这种简短诗行后来成为他喜爱的形式。它在《元素之歌》(1954年)中被认为是完美的形式。每一首诗奉献给自然或社会的一种元素，每首诗都有奇观、想象力的观察、幽默、讽刺或者这一切的混合体。 1958年，聂鲁达抛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对社会主义艺术的专制，在《遐想集》(1958年)中以发言人的身份宣布他要再次关注与个人有关的事情，这一意图在后来很多书中得到了贯彻。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回忆录》(1974年)，其中大部分于1962年在巴西《十字架》报上连载。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基本源泉。他的回忆诗、浓缩的生活，在绵长的《黑岛纪事》(1964年)中可以发现。曼努埃尔·杜兰和马尔盖雷·桑弗罗称《黑岛纪事》是他“六十多岁时最重要的作品”。公开的自传诗也挤进其他大量作品中，赋予聂鲁达作为情人、战士、善享口福之人、自然的观察者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1934年所评论的本质的聂鲁达——直觉的哲学家以诗的声音。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诗集大部分都是抒发个人情感，其中很多诗歌表达了对死亡的期望。 巴勃鲁·聂鲁达
由于聂鲁达认识到原子时代的危险，也为了与他大多数诗歌中预言的声音保持一致，在他晚年出版的两部书《世界末日》(1969年)和《烧红的剑》(1970年)，以及去世后出版的诗集《2000年》中，都把启示作为作品的主题。1973年智利民主的结束似乎是出于天意，聂鲁达则于同年去世，这是一个悲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正住在老家黑岛的一个渔村，突然广播和电视里传出了军事政变和他的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消息。当时，聂鲁达正忙于他八部诗集的定稿，准备1974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出版。他的身体已经因癌症而日渐虚弱，又听到激烈的军事占领的消息，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两星期，便离开了人世。聂鲁达的八部书稿得以保全下来，并由多年与之交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商洛萨达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聂鲁达的两处住所都被军队搜查过，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抹杀掉阿连德政权的文化象征。但是，军队的努力白费了：成千上万勇敢的智利人民参加了聂鲁达的葬礼，并把它变为反对新军人政权的第一次抗议活动。 聂鲁达一直是智利和拉美民主的象征，不完全因为他曾加入过***产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杰出的政治诗和与阿连德政权的联系。在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文学奖以前，他的诗已经堪称经典，而且这种地位会一直保持下去。无论从口头上(他的许多诗被吟诵或改编成广为流传的歌曲)还是从拉美诗歌的新闻媒介来看，他的影响领域是广泛的。例如，很多60年代和70年代诗人朴实无华的诗的语言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聂鲁达对简单表达方式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