埙的内涵
很多人都有吹响瓶子的体验，当吹出的气流遇到瓶口边棱后产生了边棱音，边棱音与瓶内的空气团产生耦合振动就会发出呜呜的声音。这就具备了产生一件乐器的基本条件。
原始先民有下意识地吹响中空腔体的很多机会，他们也就有了发现一件乐器的可能。他们只要找到或制作一个可以产生空气团的腔体，在上面开出一个吹孔和几个指孔，就完成了一件乐器。
这个腔体的形状曾经有卵形的、鱼形的、棒形的、葫芦形的、牛头形的等等，但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卵形的；制作的材料初始时用泥土，也有用兽骨、玉石、木材、甚至用合成材料等多种选择，但其中使用最多的材料还是泥土；这个空腔的体积可大可小，腔体大的发音的频率低；指孔的多少和大小不等，打开的面积越大，发出的频率越高。一般说靠指孔的开合，可以吹出的音域大概只在十度左右，称之为指孔音。指孔全部闭合后，靠改变吹气的角度和力度，还可以向下吹出五度甚至八度音，音越低时音量越小，称之为俯吹音。俯吹音的音量虽稍小，但在音色上有独特的魅力。
我们的祖先给这类乐器起的名字是"埙"，也可以写做"埙"。埙的音色低沉苍劲，醇厚圆润有如人声，找不到有其它的乐器与其音色相近。但是由于埙的音色独特、音域较窄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件特色乐器。
我国的埙至今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出土的和民间流传的埙分布十分广泛。
外国人的祖先当然也会有产生这样乐器的机会，那些洋埙的英文名字是"奥卡里纳（ocarina）"。
ocarina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被认为是"竖笛类梨状小型管乐器，音质与竖笛相仿。音域极小，简直像个玩具。①" 甚至给它起了 "甜薯"（sweet potato）的浑名。曾有一首一度流行的、叫做《吹埙者》的歌曲，依照原文Sweet potato piper直译，就是《吹甜薯管的人》②。
中国埙的吹孔是很普通的圆孔，钻孔成型很容易，所以产生的年代久远；而绝大多数的ocarina的吹孔都作成了与竖笛一样的哨嘴（fipple mouthpiece）。哨嘴的制作较圆孔的制作要复杂得多，所以ocarina的历史至今才只有140多年（1860年出现②）。哨嘴使ocarina的音色接近竖笛，而无法发出像埙那样独特的音色。另外哨嘴固定了ocarina进气的角度，使它无法吹奏"俯吹音"和气滑音，这就大大压缩了它的音域，并减弱了表现力。
目前国内有人称ocarina为陶笛，这是因为有一张用ocarina演奏的CD被译作《陶笛之歌》，"陶笛"之称遂被讹传。译者不知"笛"是一根管子，由空气柱振动而发声。而埙或ocarina却不是管子，振动的是一个气团，两者在发音的规律上也很不相同。把ocarina称为"哨嘴埙"最科学，称为"洋埙"也说得过去，直接叫它的英文名字也很合乎潮流，唯独称其为"陶笛"最不科学。
①《外国音乐辞典》p539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88年8月 第一版
②《牛津简明音乐辞典》p690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1年11月 北京第1版
我们谈及埙的历史时总是包括了那些只有一个吹孔，或虽有少数指孔，也很难吹出简单音阶的腔体，它们当然还算不上一件乐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玩具。但是在追溯这两类东西的历史时却无法把它们分开。在发展的过程中其中的一类发展了音乐的属性，成为乐器；另一类在外形上求发展，制成了人头形、鱼形、龟形、蝉形、猴形、鸡形、鹌鹑形、马形、鹿形、甚至靴形的哨类玩具。本文仅介绍作为乐器的埙在近几十年内的发展情况。
埙的复兴和发展
在古代埙是雅乐乐队中的主要乐器之一。雅乐是中国古代用于宗教、政治、风俗的各种仪式典礼中的音乐。盛行于周代。兴盛了400多年以后到春秋战国时期，就逐渐衰落消失。 汉代以后，雅乐的主要乐器编钟、编磬、埙、篪、瑟等已被新兴的乐器如琵琶、横吹等所取代，乐器领域发生了大规模的更新，雅乐的许多乐器逐渐在音乐苑囿里消失。所以尽管很多古籍都有关于在雅乐中使用埙的记载，但埙在社会音乐活动中却很少出现，只有极少数文人对埙有一定了解。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埙突然受到关注，大量的演奏者、作曲者参与了埙的制作与改革；创作了大量埙曲；在多种场合表演了埙乐。这段埙音乐的发展历史自始至终以中华音乐文化为背景，呈现了浓厚的中国风格。
对古埙的研究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是有一个成果是必须提及的。1978年5月的《音乐论丛》和1980年1月的《音乐论丛》刊载了黄翔鹏先生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1978年第10期《文物》刊载了吕骥先生的《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黄、吕两位先生从陶埙音孔逐渐增加的历史中，摸索了我国音阶发展的情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埙得到迅猛的发展，制埙者中有很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音乐学院古筝教授曹正、天津音乐学院竹笛、琵琶教授陈重的影响。曹、陈二人都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摸索制埙的。而他们的研制却又多少都受到了大同乐会的影响。
大同乐会的埙
1919年郑觐文③在上海组织大同乐会后，立即开始仿制各种古乐器并投入使用。1923年6月3日《申报》报道："圣玛利亚女学开中国音乐会……特设中乐一班，学生八十人。所用乐器自琴、瑟、埙、篪，以及笙、箫、管、笛，无所不备。特聘江阴郑觐文君为导师。两月以来成绩已著。上月18号在校内开过中乐会一次。…… "。1924年1月18日《申报》报道："大同乐会制造古乐器18种，已由欧阳予倩在新舞台二本《徽钦二帝》中演奏，闻者莫不赞美。……此外更有排箫、埙、篪、缶琴等……"。1925年秋，程午嘉④担任俭德储蓄会国乐团主任时，就在乐队中使用了埙。
以上是三条很珍贵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使用埙的消息，可惜其中没有对演奏的音乐和乐器作更细致的描写。
在制作埙方面，据上海的音乐学家陈正生先生讲1930年底大同乐会制作的埙，有大、中、小三种，大埙叫嘂，为9孔（一吹孔和八个指孔）。
柳尧章⑤参与了大同乐会埙的制作，曾试验用水泥制埙，这是已知的企图摆脱烧制环节的最早实验，惜不知效果如何。
浙派古筝名家王巽之⑥来沪后即参加了大同乐会的活动，他也同样热衷于埙的制作。王巽之曾请曹正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曹正热衷于埙的制作恐怕与王巽之有关。王巽之还有洞箫大王之美誉，很可能影响到擅长笛箫的陈重先生⑦。中国音乐学院存有王巽之和孙裕德所制的九孔、十孔埙。1936年陈重就拜孙裕德为师学习琵琶和洞箫，在埙的研究方面，孙对陈重的影响也应当更直接。
曹正、陈重与庄本立的贡献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吹埙、制埙的人，大都没有机会了解半个世纪前的大同乐会对恢复古乐所作的努力，曹正、陈重就自然地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1947至1948年期间，上海电台曾播放了曹正先生创作并吹奏的埙曲《堤边柳》和日本童谣《月亮出来了》。1981至1982年期间电台播出了曹正改编的埙与古筝二重奏《高山流水》和《水龙吟》，是由王明君与曹正的古筝研究生邱大成演奏的。1982年曹正发表《埙和埙的制作工艺》，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985年5月26日 "第三届华北音乐节《北京之歌》音乐会"上陆金山演奏了埙独奏《独乐寺怀古》，陆所制的十二孔埙是在曹正埙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改进的。他在总结曹正先生的成就时说："在利用指孔孔径大小的变化去扩展埙的音域方面，曹正先生走到了我们前面，他一改过去那种所有指孔孔径一样大小的习惯做法，缩小低音指孔孔径使低音再低，扩大高音指孔孔径使高音更高，从而达到了扩展音域的目的。同是十孔埙，指孔孔径大小不一的就要比指孔孔径大小一样的要高出一个小二度。"
陈重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撰写了"埙"的条目。他与宜兴的陶窑合作，制作紫砂陶埙。他在殷代埙的基础上，加大了内膛和肩部，把音孔增加到十个，增大了埙的音量。他制作了大、中、小三种埙，调子分别是：D、F和G。陈重与他的学生杜次文合作编了著名的埙曲《楚歌》。他还曾在《一九八一年全国民族管乐器改革座谈会》上，与苏州音乐界联欢时演奏过《普庵咒》。
台湾的庄本立先生于1961年制出了庄氏半音埙，分八孔和十六孔两种⑧。庄先生还写有埙独奏曲《深山之夜》。庄本立是卫仲乐的学生后来到台湾，一些音乐方面的见解也受到大同乐会的影响。
埙虽然因其构造简单，得以及早问世，但要制作出一只在音高上符合音律的埙却非常不容易。民间流传的一些埙，不见得是一件合格的乐器，对音准的要求不高，制作就很简单。曹、陈等先生不但要制作符合音律的埙，还在制埙理论和作曲、演奏等多方面做出贡献，没有这几位先生承上启下，就很难有以后埙乐的大规模发展。
③郑觐文（1872-1935）自幼习二胡、琵琶，在上海发起组织大同乐会，聘请汪昱庭、程午嘉等人为音乐教习，柳尧章、卫仲乐、金祖礼、秦鹏章等音乐家均为会员。〈中国音乐家家辞典〉p1188
④程午嘉1902年生，琵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先后任职于上海万国美术所、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执教于山东大学、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南京艺术学院。曾把原来的四相十二品琵琶按十二平均律排品。《中国音乐家辞典》p90
⑤柳尧章（1905）浙江宁波人自幼习丝竹，10岁入上海徐汇公学随校长主修钢琴、小提琴、大提琴，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1924年2月随王显庭习琵琶。1925年5月，将琵琶独奏曲《浔阳月夜》、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1927年将琵琶独奏曲《月儿高》定名为《霓裳羽衣》曲。〈中国音乐家辞典〉p540
⑥王巽之（1899-1972）古筝演奏家。20-30年代，经常在上海、杭州参加音乐活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执教于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古筝、三弦等课程的教学。先后培养了张燕、项斯华、范上娥、王昌元等筝演奏家。是浙江筝艺流派的奠基人。《中国音乐家辞典》p865
⑦陈正生据《申报》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归纳。
⑧薛宗明《中国音乐史o乐器篇》p556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9月初版
辉煌的《哀郢》和《楚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埙音乐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一页历史是以埙独奏曲《哀郢》和《楚歌》拉开序幕的。
《哀郢》
1978年6月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展示了一整套公元前五世纪战国时代的古乐器，震惊了世界。湖北省歌舞团经过三年准备，演员自己动手复制了大量出土乐器。于1983年8月推出了一台以《编钟乐舞》命名的大型乐舞节目。
其中一段只有2分多钟的埙独奏曲《哀郢》让广大听众体会了埙的魅力。在此以前人们是很难听到埙音乐的。
《哀郢》由龚国富作曲、赵良山演奏。乐曲截取古琴曲《离骚》中调性鲜明的乐句作基调，揉进如泣如诉的民间唱腔，表现出屈原在被流放途中，远离郢都忧国忧民的情怀。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中并没有埙。但是，在《编钟乐舞》中增加埙的演奏，是完全合乎战国雅乐之实际的。
《楚歌》
为参加1984年在洛杉矶进行的第23届奥林匹克艺术节，中央民族乐团选送了埙、筝二重奏《楚歌》，这个曲子由陈重、杜次文根据琵琶曲《霸王卸甲》中的部分段落改编。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项羽被刘邦困于垓下，闻四面楚歌与虞姬诀别的悲痛情景。由杜次文吹埙、姚安弹筝。这首三段体商调式的曲子，充分发挥了埙的低沉、有如人声的效果，把"别姬"的场面表现得极为凄美悲壮。
由杜次文用陈重先生的紫砂埙演奏。
埙独奏曲的出现，促使作曲者考虑对伴奏乐器的选择。其实早在2500多年前成书的《诗经》中已讲到给埙配器的原则，留下了"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和"如埙如篪"的诗句，把埙篪比作了兄弟。说明了两件乐器合奏相得益彰。
"篪"形如梆笛。与笛不同的地方是篪的两端都有竹节或塞子封闭。南北朝沈约《咏篪诗》中用"雕梁再三绕，轻尘四五移"，形容篪清澈明亮的声音。汉代刘熙的《释名》形容篪声："如婴儿啼声也"，强调了声音的"娇"和"嫩"。篪比高音竹笛的音色更加清澈圆润。
以篪的娇嫩明亮的音色与埙的低沉苍劲，醇厚圆润有如人声的音色配合，既有其相互融合的地方，又能展示各自的特长，形成鲜明的反差，效果当然很好。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简直可以认为《诗经》是世界上第一部涉及乐器法的著作了。《楚歌》用筝的明亮断续的声音来为埙伴奏，深合《诗经》诗句的原意。后来出现的用箜篌、方响等乐器为埙伴奏，也都是延续的这种思路。
洛杉矶奥运会后，乐团又在美国的十几个州作巡回演出，《楚歌》开创了埙在国外演出的历史，也引起了外国音乐家的注意。
《楚歌》和《哀郢》演出的成功，展示了埙的独特的音色。吸引了影视工作者的注意，他们发现了这种"新"的音色后，就大力地把它用在影视音乐和音响效果中。
电影、电视片中的埙声
谭盾对埙的了解较早，1983年以前他在为李翰祥导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作曲时，就大量使用了埙，由中央民族乐团的薛淳吹埙。这是在电影音乐中较早用埙的例子。埙音乐很快进入影视片说明它独特的音色适宜表现特定的情绪，使用得当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2000年4月20日《长江日报》报道电视剧《大明宫词》在"公主出嫁"一场戏中使用了埙独奏曲《哀郢》的音乐，构成了侵权。其实，《大明宫词》中也大量使用了《楚歌》的音乐，只不过作者没有追究责任而已。
时至今日，埙的声音在影视剧中大肆泛滥，但却似乎没有再听到有关侵犯著作权的报道。这是因为影视音乐编辑们变得聪明起来，连乐谱也不必写，只需让人随便吹出一段不成曲调的音响便算交差，自然不会侵权。然而，这对于埙，对于影视音乐都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悲哀。
认真为影视音乐作曲，而让埙在其中一支独秀的有三个例子。
其一，电影《乡雪》的音乐，自始至终由中央音乐学院的陈涛用埙演奏。在1990年柏林电影节上获音乐大奖。
其二，张艺谋要求张维良只用埙为电影《菊豆》配音乐。后来这部片子在1990年获康城刘易斯布纽尔影评人奖，1991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其三，1996年山东枣庄电视台拍摄的两集电视剧《山爷》，说的是一个绿化荒山的故事。音乐既要表现恶劣环境给人的压抑，又要表现见到树苗成长时的欢快心情；既要表现家人之间的亲情，又要表现失去孩子的悲痛……导演要求全剧音乐用一只埙完成。承担作曲和埙演奏的是北京电影乐团的曹建国。
埙的音域很窄，音色凝重低沉，表现力自然有一定局限。这三位执着的导演固然是独具慧眼，三位音乐家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如果用乐队来做这件事情，效果会如何呢？当然，我们不可能有对二者作比较的机会。
以上三个例子都发生在埙乐初登舞台的年代，埙的音色能如此感染影视导演足见埙的魅力。随着大家对这种音色的逐渐熟悉，新鲜感随之降低，以一埙独立支撑一部影片的情况将很难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