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广泛传诵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这更是陆游爱国的一曲心音，是爱国情怀的体现。然而，也不是人人都懂其深意，特别是第四句写得太美，容易使人“释句忘篇”。只有联系作者平生思想、当时情况并结合其他作品来看，才能准确把握和理解。
陆游的一生充满了金戈铁马、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在他激荡着昂扬斗志的诗篇中充溢着壮志难酬的悲愤，带有苍凉沉郁的色彩。下面我们来欣赏这一曲爱国心音。
乾道八年（1172）冬，陆游由南郑调回成都，骑驴途经剑门山，身与境遇，勾起了一系列诗的联想，写下这首诗情荡漾的小诗。南郑是当时抗金前方的军事重镇，诗人在那常常“寝饭鞍马间”。而成都则是首都临安（杭州）之外最繁华的都市。剑门在李杜诗篇中被吟咏过，李白《蜀道难》：“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杜甫自秦入蜀经过剑门，作《剑门》诗：“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诗中的境界不光是生活本身提供的，它还由古人的诗境补充和丰富。诗人此行是由前线到后方，由战地到大都市，是去危就安、去劳就逸。然而，诗人是怎样想的呢？
首先从衣上写起，不讲雨打湿衣服，却讲“征尘杂酒痕”，看出作者写作的匠心。如果只写雨湿征衣说明旅途上的艰苦，容量不大而且重复。“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消魂”）的结果，深刻地概括出诗人的处境和心境。征尘，首先来自一路上的奔波，同时还可看作南郑前线“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征尘，而且两种征尘形成一种对比。作者喜爱的是前线的征尘而不是后方的征尘，但喜爱的征尘一去不复返。这引起作者的感慨丛生。唯一的做法只能是喝酒，借酒浇愁打发时间。诗人平时不喝酒，那么他是在无比悲愤的情况下喝酒的。此时作者不是一个风尘酒徒的形象，而是一个悲愤抑郁的爱国者的形象。
“远游无处不消魂”中的“无处”，既包括过去所经历各地，也包括写此诗时所过的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呢？又一次黯然“消魂”。引起“消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冰河”，而是骑驴回蜀。对“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
我这个人难道只该是一个诗人？此句问得突然，诗人从来就不甘仅仅只做一个诗人。陆游志在恢复北方失地，不甘心以诗人自限。诗人不屑于仅做一个辞赋君子，而是希望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报效祖国，在政治上有番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细雨骑驴入剑门”生动地写出了一个远游着的形象。远游者在蒙蒙细雨中仆仆风尘，衣上有酒痕，骑在驴背上吟着诗句。此句动作、神态和景物全部写出，尤其骑驴形象充满诗意。骑驴有唐代不少诗人的佳话和故事，孟浩然骑驴踏雪寻梅，李白乘醉骑驴游华阴，杜甫有“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诗句，贾岛骑驴赋诗，李贺骑驴觅句，以致于郑启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陆游骑驴遇雨，不正与灞桥风雪中的情景相仿佛吗？在蒙蒙细雨中骑驴经剑门入蜀，即景生情，在驴背上想起这些古人的诗句和行迹，不觉得自己进入了诗人的角色和境界，足以和前代诗人媲美了。但做一个诗人有什么用呢？祖国半壁江山落入金人手中，纵使有良辰美景也只能平添忧愁和痛苦。为什么在细雨中骑驴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诗人的爱国情怀已昭然于世。
这一次从南郑前线来到后方，怀才不遇，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只能落得个诗人的下场。因此诗人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故作轻松，实际更加沉痛。
中国古代有很多诗人决不以当诗人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屈原是这样，曹植是这样，李白是这样，杜甫是这样，陆游更是这样，之后的辛弃疾也是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情结从屈原那里一脉相承地传承下来，已经流淌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管里。这一点在国家适逢盛世时表现得也许不甚明显，若遭遇战火，外敌入侵时，他们的作用便很突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宝贵的品格。“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是他们的写照。郭沫若的“毁家纾难”、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千载而下，当我们再读到他们的诗文，了解他们的事迹，我们都会肃然起敬。正是这种精神和情结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薪火相传。我们应继承和发扬。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陆游爱国的一曲心音，伴随中华民族从过去走向现在，走向永远！
第二种理解
剑门关是川北交通要道。当年，陆游奉调从陕南到成都去任新职，路经此地，吟成这首记行小诗。诗人骑着毛驴，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他一路前行，一路饮酒，倒也潇洒自在。只是早行夜宿，衣不暇洗，满身的尘埃和酒迹，未免不太雅观。今日踏上剑阁古道，阴云密布，细雨蒙蒙，他稳坐驴背，崎崎岖岖，迤迤逦逦，左顾右盼之中，不时吟哦几句，渐渐地，剑门关已经已经身后， 行入剑南来了。
这一番情调，够别致、够浪漫的吧？所以他不禁要自问该不该算个诗人了。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因为：自古诗人多饮酒，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酒量不在李白之下。现在，满襟衣的酒痕，正说明自己与“诗仙”、“诗圣”同一嗜好。骑驴，也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不是众所周知的佳话吗？而今自己“细雨骑驴”入得剑门关来。这样，以诗人自命，真可谓名副其实了。
但何以又“无处不消魂”而黯然神伤呢？这就涉及陆游的一贯追求和当时处境了。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现在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叫人怎么能甘心呢！
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试想，如果不是故作诙谐，谁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亲爱的读者，请透过诗人幽默、潇洒的语调，去触摸、理解他那颗苦痛心灵的震颤吧！